太瘦生
《红楼无限情》（又名《天地人我》）虽说是周先生自传，却又每篇文章各自独立，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书中以《写呈子·劫秧子·进
子》为中心的前后几篇，大多没有确切纪年，其中令我困惑的是周先生究竟何时被“劫秧子”。梁归智所著《红楼风雨梦中人》开篇即叙此事，时间明明白白记作1937年；《琳琅满纸忆前时》末尾所附周先生生平简表，则归入1930年，只是后面打了一个问号，并不确定。如果周先生先后两次被劫，那么1930、1937皆为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如此大事若两次亲历，周先生一定会在文中有所交待。如果只有一次，那么上面两个时间最多只能有一个正确。
周先生家乡咸水沽的抗匪历史极为漫长，贯穿着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迨周先生回忆那段历史，前后相隔已达六七十年，偶有时空颠倒并不意外，他自谦“抗匪的全史，历时甚长，种种曲折，没有岁月提纲，实难尽明。可惜我记忆力已不能恢复事实大脉络，遑论全史。上文所述，恐不免次序颠倒，岁月隔离，但实质是一无走失的”。话虽如此，但有三条线索仍极为清晰：
1.绑架发生于失学时期（“我那时正好失学在家”）；
2.当时周先生父亲刚被保释回来借宿于津市（“父亲……不敢回沽，暂往津市寻借一处藏身之地。我在家得到喜讯，喜而不寐，连夜计议到市内去看望父亲……姨兄孙君，和……李君……主动与我同往”）；
3.绑匪头目是李大成（“匪首李某，大为兴奋”）。
周先生在自传中说：“我这辈子，求学历程，只有三年初中是平顺的。小学、高中、大学，那真是灾难重重。”1932年至1935年，周先生就读于觉民初中，不可能遭匪徒绑架。由此上溯至1926年入小学，因闹兵荒与逃土匪，学业一直时断时续，甚至曾有一次短时间借读于外地小学。1935年，周先生考入南开中学；1937年7月30日，因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学校解散，周先生失学一年；1938年，周先生插班天津工商学院附中，才得以完成高中学业。1939年考入燕京大学，却因闹水灾搁学，迟至1940年才正式入燕园深造；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封闭燕大，周先生再次失学；1947年再入燕大，直至1952年研究生毕业。
因此若据第一条线索，1926年至1932年、1937年夏至1938年夏、1941年底至1947年重返燕园前，周先生理论上都存在遭土匪绑架的可能。
循第二条线索，《津南名人》“周景颐”（周先生的父亲）条有如下记载：“1931 年，自称‘东北队’的散兵，把周景颐等数人拘往小站交土匪做人质，周与匪徒巧妙周旋，使被绑架者免于枉死。”如果此记载可靠，且周老太爷一生只有一次遭到匪徒绑架，那么周先生之被劫就可确定为1931年。但其中亦有疑点，“东北队”散兵与周先生自传所述来自山东的“烟台梨”杂牌军不相吻合。(www.xing528.com)
再看第三条线索。李大成，原名李秀成，山东潍坊人。1937年七七事变前，“入伙当土匪，被缉拿入天津监狱”；10 月，“乘乱逃回小站，成立土匪队，当了头目，到处绑票抢劫”；1938 年冬季，投靠日本，任少将旅长，继续绑票杀人；1939 年3 月，“被窦同义部队诱至马棚口杀死”。据此可知，李大成作为土匪的活动时间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至1939年3月，成为土匪头目则在1937年10月以后；而1937年夏至1938夏，周先生正处于失学时期。结合一、三两条线索，周先生之被绑票当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秋入天津工商学院附中前。
近阅周先生四兄祜昌先生《藤荫馀话》，第116则标题恰为《绑架》，内言：
闹水之后□（引者按：原文缺）年，余在银行，裕樑表叔来告，沽中老当铺驻杂牌军投靠小站土匪，老人被绑架俱去。乡人百计营救，探问者不绝于途，接待不暇，具见乡人厚谊。韩兰亭曾住交通旅馆，即为屏当此事。拖沓匝月，老父到津张庄大桥元兴旅馆，李秀山邀听鼓王‘百山图’即其时。老人后移居寿德大楼。方庆更生，一波又起，沽中来人报：老先生（汝老）又进去了。缘沽中闻老父抵津，喜心翻倒，汝老、茂林、秉兄三人同乘小火轮赴津相视。船抵东庄，土匪鸣枪轰乘客奔赴小站。汝老临危不乱，借喘息之机自报身份，遂使茂、秉二人得释，汝老又陷匪巢。辗转兼旬，终于脱险抵津，似是郑鑫泉所陪来者……老人在津日久不耐先行返沽，汝老勾留投考工商学院。
这则笔记极其重要，不但与一、三两条线索若合符契，即第二条线索亦得一强证。文中“闹水”发生于1936年（据《藤荫馀话》第113则），“老人”指周先生父亲周景颐，“汝老”即汝昌先生，“李秀山”即李大成（李秀成）之三弟。
有了这则笔记，周先生被绑架之“1930年说”已可排除，“1931年”也不成立（1931或系1937之误，因手书“1”“7”极易混淆；同样是兵，东北队散兵与“烟台梨”杂牌军亦可致混，当然也可能1931、1937年景颐公曾先后历劫），然具体年月仍不甚明，只能大致圈定在1937年10月（李大成成为匪首）至1938年夏（周先生1938年秋插班天津工商学院）。当然倘要再深入一步，范围似可再小。据祜昌先生笔记，景颐公“拖沓匝月”才得脱身，那么周先生之被绑架最早发生在1937年11月；周先生“辗转兼旬，终于脱险抵津”，后“勾留投考工商学院”，则周先生之被绑架最迟发生于1938年8月。梁归智作传将时间定为1937年，如其所本可靠，则周先生之被绑似在西历1937年年尾，但不知《津南区志》《古镇稗史》可有相关记载。
最后，如有人垂询重提周先生被土匪绑架的时间有何意义，我也说不出子丑寅卯，那是“周学”研究者们的事，我只是闲来无事，觉得如能弄清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2014年9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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