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冯传友
《耕堂忆趣》，列为《问津》第1卷第6期（总第6期）。作者张璇，为孙犁先生外孙女。另一层，是《问津》编辑王振良先生的《今晚报》同事。为何要如此俗气地交代这“另一层”，因为张璇女士如不是王振良的同事，也许我们在《问津》中就看不到《耕堂忆趣》的文字了。
说起“耕堂”，需要简略交代一下我读耕堂的简史。在我的阅读史上，孙犁是排在很前面的。
我是小学六年级将毕业的时候，由山东老家的海滨乡下进城的。后来我很奇怪，略微认字却不会写字的父亲，居然还有一小箱子书？我懂事后，这个小箱子自然就归我了。我兴高采烈地翻检着小箱子里边的书，有二十多本呢！这对于只有一本《新华字典》相伴的我来说，无异于一笔巨大的财富！那时，我虽然转学了，但学校根本不上课，加之新来乍到，也没有什么朋友，于是就窝在家里，用几个月的工夫，把小箱子里的书看了个遍——有的半懂不懂，囫囵吞枣看故事，比如《三国演义》（仅有上册）；有的连看数遍，里边的故事变成了我的故事，到处给那些听不太懂胶东方言的同学讲，比如《说唐》，比如《闹花灯》，比如《老共青团员》，比如《保密局的枪声》；还有一本，我却是作为作文范本的，那是一本有头无尾破烂不堪的《白洋淀纪事》。
那个年代，想看更多的书，必须悄悄地和好同学、好朋友、好邻居借，自己的书则要作为交换借出去。两三年的功夫，我这一小箱子图书，也就所剩无几了。五十年后的今天，上面提到的书，除了《三国演义》《老共青团员》，还有没提到的《海鸥》（翻译小说）等寥寥几本外，其他多数已不知去向，包括那本我非常喜欢的有头无尾破烂不堪的《白洋淀纪事》。
小时候看书，很少关注作者是谁，因此也很少能记住作者，这好像是许多小朋友的通病，自然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是奇怪得很，我却记住了孙犁，还有稍后看的《林海雪原》和《苦菜花》的作者曲波和冯德英。记住后二者是有原因的，曲波是山东人，老乡；而《苦菜花》写的就是我的家乡牟平，作者也是老乡。可孙犁怎么也会被记住呢？我猜想还是名字特殊的原因：我的母亲姓孙，他们老辈子是一家，这个好记；犁，我太熟悉了，在乡下的时候，经常看社员犁地。夏收假里，有时候生产队长还要安排我们小学生跟在犁后边平地。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我记住了作者孙犁。
再看到他的书，则是十二年以后的事了。1979年夏秋的一天晚上，我逛夜市，在新华书店发现孙犁的《村歌》，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权页信息是“1961年11月北京第1版，1979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印数：00001—50000”。我的购书日期是“八月十一日”，也就是印出不到两个月，我就买到了。这是我购买的孙犁的第一本书。从这里，我又看到了《芦花荡》，看到了《荷花淀》，看到了孙犁那优美的文字，重逢了穿破短裤的老头子，重逢了水生，重逢了水生的女人，还有那些可爱的编席女人。
又两年，五卷本的《孙犁文集》陆续出版，我虽然没有买全，但也弄到四本。再后来，孙犁的书不断地出，我就不断地买，不断地读，《书衣文录》《芸斋书简》《孙犁书话》《风云初记》《芸斋小说》《孙犁散文》《耕堂劫后十种》《孙犁全集》等。有的还买了不同版本，如《书衣文录》和《耕堂劫后十种》，书房放一套，办公室也放一套，每天在食堂午饭后小憩，随手会翻上两篇。有些文章，反复读了不知多少遍，比如《孙犁文集》第七卷里的《耕堂读书记》。孙犁的许多文章，包括他后期的小说，基本都是纪实的，从中可悟到生活的真实。所以，对他后期的小说，我是当散文读的。
喜欢读孙犁，也就喜欢一切与孙犁有关的文字。前几年，居津的乡人刘宗武先生主编了一部《孙犁百年诞辰纪念集》，签赠我一部，我如获至宝，逐篇翻读，大过其瘾。
收到《问津·耕堂忆趣》一翻，居然是孙犁先生外孙女张璇写孙犁的文章汇编，自然十分亲切，读其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孙犁先生的音容笑貌如现眼前。作者为我们贡献了好多孙犁先生鲜为人知的故事。
孙犁先生爱书是出了名的，我们从他的许多文章中也能感觉到。张璇则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描述了孙犁爱书的情景：“姥爷爱书的态度，近乎严苛。他的书，放置得极其整齐，一本不乱；取书之前，他一定会先完成指定动作：洗手。尽管书柜有门，但天津风沙大，灰尘总会见机而入。姥爷很执着，他有一把专门的毛刷，专门用来刷书页顶端积聚的尘土。一个夕阳斜照的黄昏，一个老人坐在小板凳上，不疾不缓，默默刷去书页积尘的画面，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画面我太熟悉了。笔者所在的城市处于内蒙古中部，周边有几大沙漠，风沙天气常常不约而至，门窗再紧密，书柜里的书也会蓬头垢面，所以我也备有一把油漆刷，用它那挺拔的鬃毛刷书页顶部的尘土。(www.xing528.com)
孙犁先生爱包书皮也是出了名的，他那名闻遐迩的《书衣文录》就是写在这些书皮上的，但孙犁先生护书的另一种方式，我却是在张璇的文字中才知道的。张璇这样写道：“有些旧书，异常轻软，包上书衣反倒容易在翻阅时损伤书页。姥爷会用信封做成书套，把上下册的书装在一个书套里，更方便查找和存放。书套比书皮还简单，大个信封，竖起来，上下开口，两侧按书籍的薄厚压出折痕，信封成了扁扁的盒子状，把书往里一装，两头通气，抽取特别方便。”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孙犁先生秉性耿直。张璇在《大作家小板凳》文中转述了孙犁的老同事、老邻居李夫讲的一段逸事。“文革”初期一个刺骨寒冬，李夫和孙犁被发配去修自行车棚，要夯实地面好放自行车。李夫和孙犁用一个夯：
孙犁说闲话，小声问我：“××，是学嘛的？”砸了一夯，我答：“别看他长得那模样，还是念清华化工系的哩！”砸了一夯，孙犁说：“什么系？”我说：“化工。”砸了一夯，孙犁说：“不会吧？”我说：“没错。就因为他是学化工的，一解放，就让他跑塘沽化工厂嘛。”孙犁说：“清华没有他那个系。”我说有，他说无，我们俩争持了好几个来回。我最后说：“怎么没有呢？人家就是从清华到解放区去的嘛！”孙犁笑了笑，问：“清华有他念的大腿系？”一听，我恍然大悟。
其实，李夫他追念孙犁的文章里写了好几个细节，其中还有这样故事，特值得一说：
记得在一次批斗会上，见一个汉子念了一段“最高指示”后，横眉竖目地指着孙犁的鼻子，厉声喊：“孙犁，你老实交代，怎么用小说反党！”孙犁拉长脸，眨了眨眼，不说话。问急了，他反问道：“××，你看过我的小说吗？你说说我哪篇小说反党？哪儿反党？”问得那人哑口无言，不吭声了。在那种嚣张场合，哪出现过这样大义凛然的反攻？我暗中称道：“好！鲁迅的骨气！”
我倒是觉得，这个故事，张璇也该转述到文章里。
我在前文说，读张璇的《耕堂忆趣》，“孙犁先生的音容笑貌如现眼前”，其实孙犁先生是很少显露笑容的。就以此书为例，全书收有孙犁照片二十五幅，面露微笑的仅仅两幅。一幅是“20世纪70年代的孙犁”，一幅是“孙犁在寓所（1992年10月）”。难道是20世纪70年代某年那荒唐的年代结束，孙犁才一展笑容？还是“1992年”那个特殊的一年，让孙犁先生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才引发他又一次展露笑容？
杜鱼在编后记《“邂逅”孙犁》里说：“张璇的文字灵动轻盈，给我们留下了孙犁先生很多富有人情味儿的画面。”我想，凡喜欢孙犁先生的读者，也该看看张璇的这些文字，瞻仰这些“富有人情味儿的画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记于阴山暖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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