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子 张
去春在天津初见振良先生（他喜欢用笔名杜鱼，但我更愿意称他本名）回来后，除了应约为计划中要编的年会文集提供稿件，其他时间因忙于教学，一时未多联系。不料有一次我以短信向振良索求《问津》杂志，却立刻得到他的电话，告诉我杂志每期都寄过来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却又不晓得该到哪里询问，振良让我先等等，说是查查再告诉我。果然随后振良又打来电话，告诉我一共寄了几次，用的哪家快递，这样我才顺藤摸瓜地找到校园内的快递公司。结果一报姓名，店家就把全部邮件抱出来了，原来是所附手机号码出了差错，人家联系不上我了。
此后将电话号码改过，邮件就总是正常到达。《问津》之外，尚有一本接一本的《问津文库》丛书，其中又分“津沽文化研究集刊”“津沽名家诗文丛刊”“天津记忆”等系列图书，封面都是同一种色调，主编一律是振良先生本人，且出版频率颇高，隔不多久就收到一两种，才大半年就已经是高高一摞了。
这又令我大吃一惊，在我极为有限的视界中，非出版机构而大量编辑推送某类图书者，似乎只有南京董宁文等个别人，振良的出现着实出我意外。及至粗略翻翻这些书，想不到之外又增加了一份大敬佩，因为与宁文侧重编辑读书随笔图书不同，振良做的乃以文献学术类为主，而又以津沽文化为重点，书的作者都是于津沽文化素有研究积累、功底深厚的老中青学者，“津沽名家诗文丛刊”所收更是天津文化史上有地位而又近乎湮灭的珍贵文学遗产。倘不是有对这些工作的高度自觉意识，如何会作出如此博大周详的筹划？倘自身不具备对地方文献史料卓越的眼光或鉴识力，又如何能挑得起这副沉甸甸的担子？我于文献学近乎无知，实在无力从学术本身评价这一文化工程，而由这一本接一本的新书产生的印象，却是相当新鲜和深刻的。
年初以来，我在应约尝试为振良先生主持的《今晚报》副刊撰稿过程中，了解到一条“规矩”：一般不发表关于当代作者的书评，以免互抬互吹庸俗风气的泛滥，这也很触动我。倒不是不理解这“规矩”，而是深知做到这一点极难。我当然不知道究竟有多难，也不晓得他和他的助手们是否真的做到了，心里可是对他们敢于立这么条规矩佩服得很。我想，《今晚报》副刊及其读书栏目之所以有广泛的良好影响，一定与这条规矩有些关系。因为明摆着，要想约到好稿子，就必得挡住所谓“面子稿”，熊掌与干柴棒子岂可兼得！
去年在天津第一次见到振良是在报到的会务组，只见他和李传新两个人在不停地接待来宾，与传新相比，振良尽管年轻却似乎略显疲惫，想必是甚劳累（当然也许是我的错觉）。可接下来几天，只见他背着个包，往来穿梭于众多参会人员中，处处照顾，处处衔接，面部表情持重而平静，亦不多话，使我感觉到他乃是一个做事情心中有数、目中有人、脚下生风的实干家。而且，我参加的上海、天津两次年会，给我印象最好的一点就是真的很“民间”、很“读书”，并没有那些令人生厌的官场气和江湖气。读书，从个体意义上是涵养精神，从社会意义上是提升文化，如果沿用流行的会议模式办成仅具有仪式功能、追星功能或帮派功能的活动，可就大大地南辕北辙了。(www.xing528.com)
由《问津》《问津文库》《今晚报》和读书会，看到了振良的抱负、眼光、能力和作风，也许还只是浮光掠影，但我相信我的直觉不至于太错。希望有机会读些振良自己的文字和著作，或者会从那里感受到振良精神世界的更深层面。
2016年7月25日星期一 子张写于酷暑中的杭州午山寓所
不久之后，终于读到了振良自己的著作《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天津，历史之大隐者，于我既陌生又神秘。此书以“三重证据法”，即“人证的寻访、书证的查找、旁证的采集”撰述，由地面上的一座座冷冷然的洋楼开始，层层深入，步步为营，将隐匿在冰冷的建筑体深处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史迹邀请回来，使之重现于今日，功力不可谓不深。全书按人物身份，大体分为四个系列，共涉及25人，有故事，有心灵，有启示。振良兄真乃有心人！这是我读过该书留下的印象。
2017年早春子张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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