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侯福志
《问津》为月刊,每年12期,由天津市问津书院印行。自2013年1月到2017年12月,累计印行5年共60期。《问津》作为天津地方文化丛刊,在拾遗补缺、保存文献和传承天津优秀文化方面传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就笔者的体会而言,《问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内容的多样性。《问津》涉及文献整理、民俗记忆、口述历史、方言研究等诸多方面,其中有不少属于历史文献,也有一部分属于今人之撰述。无论是整理的历史文献,还是专家学者的辛苦耕耘,都具有非常宝贵的文献价值。尤其是一些年岁稍长的专家所整理的作品,如李炳德先生有关天津方言研究的系列著述,王和平先生有关天津衣食住行等风俗类系列著述,因作者经历过,见识过,所记载的内容更具真实性,更具有文献价值。表面看,这些资料题材宽泛,内容驳杂,长短不一,但万变不离宗,每一辑的主题均聚焦在天津这个特定地域,写天津人,述天津事。
其次,作者的差异性。《问津》作者群以民间学者为主,他们的职业、经历、教育背景各异,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不同,这种差异性,避免了内容趋同和“撞车”情况的发生,这也是《问津》在内容和题材方面多姿多彩的重要原因。此外,民间学者学术水平差异很大,但主编者善于发现闪光点,沙里淘金。经其指导提升后,内容方面突出了优点,弥补了不足,使各专辑整体水平不低于正式出版物,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
第三,型制的特殊性。《问津》为“小方本”,型制小巧精制,携带灵便;外观古朴大方,夺人眼目。试想,现在的出版物,体量越来越大,页数越来越多,但携带实在不太方便,而且内容太多容易引起审美疲劳。而“小开本”就像传统的小人书一样,除封面设计具有美感外,其体量上具有轻盈、便捷的特点,体现了编辑者的审美趣味和独具匠心,故为《问津》加分不少。
迄今为止,《问津》出版的60期,似乎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多文少图。除张建先生配合摄影的口述资料外,差不多所有专辑只配有少许图片,很多应当录入的图片出于节约资源等考虑,被舍弃或缩减,在吸引读者深入阅读兴趣方面稍显不足。二是选题重点可以更有侧重,在拓展题材范围的同时,可适当增加历史文献整理的比重,使《问津》在保存文献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三是没有正式刊号,在收藏和引用上受到限制。准此,对于继续办好《问津》提出几点建议:(www.xing528.com)
一、适当增加图片。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若不是学术研究,已很少有人专注于从头到尾看个仔细,“随便翻翻”成为阅读者的习惯。而图片具有较强的冲击力、诱惑力,可以减轻阅读疲劳,增加阅读者的兴趣。何况,有些历史图片本身信息量也不容小觑,它们本身承载着历史记忆,是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当增加图片也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突出保存历史文献功能。就本人爱好而言,笔者更喜欢“小方本”有关旧体诗集类文献史料,如《翠槐堂诗集》《卢星野先生诗集》《待起楼诗存》《一沤阁诗存》《莲品诗钞》《剑庐诗存》等,此类文献大量散落民间,可遇不可求,而且多属于民间学者个人收藏,很多甚至属于孤品。民国时期的诗草、诗集,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历史价值巨大,但还未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应鼓励民间学者进一步挖掘整理,让“私房菜”走出家门,为更多读者所享用。
三、申请正式刊号。实际上这个话题比较沉重。按常理,《问津》价值如此之大,作用如此之重要,本就应当给它一个名份,一个准生证,让它堂堂正正走进学术圈,走进各大图书馆。但现在取得正式刊号很难,具体操作时,可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借鸡生蛋,将有关期刊收购或重组,这可能是简便的方式,但需要财力;再一个就是直接申请正式刊号,这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同样会有很多困难,但长远考虑还是值得的。此外,还有一种解决“户口”的方式,即将《问津》小丛刊作为《问津文库》的储备库存,根据题材和出版社的需求,可以将更多资料源源不断输送到这个文库里,以正式出版物的方式与读者见面。从目前情况看,这个做法已经成熟,而且很有成效。
《问津》是在天津乡贤、有识之士和民间学者共同努力下的一个创举。考察天津文化史,除民国时期出现了以金钺为代表的私人刻书处并保留有大量乡邦文献外,在以后数十年里虽也有不少学者做过努力,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出现第二个金钺。在当今文化繁荣的历史时期,问津书院凭借王振良先生等的努力,传承接续了这个优秀传统并发扬光大,它为传承和传播天津地方文化所作的努力,可以说是天津文化史上前无古人的重大事件,相信在历史的画卷中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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