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津四雅·问津》：编辑特色与内容分类

[天津]倪斯霆

2012年底，以“追寻津沽记忆，守望文化家园”为指归的《问津》丛刊，开始启动编辑工作启动。2013年1月23日，首册《原住民口中的西沽》杀青。四四方方的小开本，配以素雅古朴的牛皮纸封面，甫一面世便受到津沽与外埠文史同人的喜爱。关于刊物的由来与办刊初衷，主持者王振良先生在《开篇絮语》中有如下解释：“天津本不缺乏各种平台，但是好玩些的应该说还较少。所谓好玩，于个体应当有趣，于他人应当有益，于社会应当有用，只有这样的平台才有可能坚稳牢固，不受或者少受外界风浪影响。在各界有识之士支持下，天津市巷肆创意产业园，筹备重建天津文化史和教育史上著名的问津书院。”他又对“问津”进行了释义：“考‘问津’之义，本来是问渡或问路，逐渐引申为访求或探询。书院而名之问津，当是取义于后者。如今这册《问津》复以‘问津’名之，更可发挥为探求推阐天津文化之义，此亦先贤所意想不到者也。”

由此可见，《问津》丛刊实乃伴随着如今已成沽上文化符号的问津书院应运而生的。其在追求“有益”和“有用”功利的同时，兼顾“好玩”和“有趣”功能，则不仅在天津，就是放眼全国也是罕见。要知道，民国时期被“左翼”文人不屑甚至大加讨伐的市民文化，如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乃至武侠影片、老戏旧曲等，便体现着诸多“好玩”与“有趣”的元素。也正因为如此，它们不但在当年便被沈雁冰、郑振铎等斥为反动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二人分别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正副部长，流风所及，这种“好玩”与“有趣”竟被摈弃于各类文化传媒近四十年。虽然随着拨乱反正及对文化功能的深层次反思，近年学界已清醒地认识到真正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地“教育”与“引导”人民的文化产品，是包含着“好玩”与“有趣”元素在内的，但在出版物中公然宣称“好玩”与“有趣”，《问津》则是“先吃螃蟹者”之一。尽管这一追求是与“有益”和“有用”相伴而生的，然其舍弃“心照不宣”并“堂而皇之”地“开宗明义”，而且把“有趣”置于“有益”和“有用”之前，确实需要很大的识见与勇气。而这种识见与勇气，也恰恰是《问津》的编辑特色之所在。

其实，任何文化产品，如欲达到既能让世人普遍地自愿接受，而又产生“有益”和“有用”的作用，“好玩”和“有趣”应该是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以《问津》为例，其不随时俗的异型四方本，便是一种形式上的“有趣”。这种“有趣”不但继承了民国通俗期刊中“有趣”的方形本而“标新”，并且在民国方形本基础上缩小开型成为便于携带的“口袋书”而“立异”，这让《问津》与当今愈演愈烈的各种既大又厚且笨的书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让人们在情趣盎然中得到轻松愉快和随时把玩的乐趣，同时亦达到了“促进天津地域文化研究，推动爱国爱乡教育，乃至塑造文化天津形象，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天津，研究天津和宣传天津”的办刊宗旨。(www.xing528.com)

除了开型上的“好玩”与“有趣”，《问津》在内容上选题多样，文体上形态各异，这种舍大取小的“小题大做”，亦在显示着编者无拘无束的率性。或许是欲与《问津》的小型开本相配套，或许是想与公开出版的大型系列丛书《问津文库》有所异，更可能是要对眼下各类臃肿的“高大上”书刊发起挑战，在已面世的数十册《问津》中，除了《耕堂忆趣》《华粹深纪念集》《忆弢盦》《阿英在天津》等稍涉“宏大叙事”外，其余各册均为性情十足的以小搏大式的个体发声，或诗词，或忆旧，或民俗，或掌故。虽然内容不一体例驳杂，但选题原则却是不变，那就是在对一人一事一物的“访求或探询”中，达到“探求推阐天津文化之义”。正是在这种小处着眼、小题大做、以小博大的编辑方针指导下，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问津》系列丛刊，多为一人之声，一事之论，一物之考，它们各成系统，短小精悍，内容完备，要言不繁，文字轻灵，趣味盎然。在读者轻松浏览反复把玩中，实现了“研究天津和宣传天津”的编辑愿景。此等编辑特色，既是同中求异，也是寓教于乐，更是读者所需。

然而正如“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样，我们透过编者故意设置的无拘无束的率性情趣，还是能够感受到其理性控制能力和“探求推阐天津文化之义”的良苦用心。《问津》自2013年初问世以来，至今已出版50册（个人所见），综观其内容，虽然题材纷繁，体例各异，但其无目有类的隐形取稿标准还是清晰可见的。笔者以为，“口述历史辑录”“天津方言考释”“沽上民俗采集”“津门往事杂忆”“津沽文化研究”“乡贤著述整理”这六大板块，便是目前《问津》小册的内容分类。下面便是笔者依据个人识见所做的六大板块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