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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津四雅·问津》-民刊五十期综述

时间:2023-09-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问津书院的“问津”取“汛海问津”之义。所谓“问津”即以“汛海问津”勉励学子刻苦学习,不断探索。重建的问津书院及《问津》期刊,皆致力于“探索天津”,含上下求索之意。截至2014年2月28日,在五年多时间里,《天津记忆》总计印行130期。

《问津四雅·问津》-民刊五十期综述

[天津]谭汝为

问津书院,是天津历史建筑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民间教育机构,初创于乾隆十六年(1751),旧址在今鼓楼南街。一百多年来,津沽文人名士多在此讲学、学习或活动。清道光年间,著名诗人梅成栋在问津书院的双槐书屋发起组织了梅花诗社,成为当时天津雅文化的中心,流风雅韵,沾溉津沽文坛甚深。清光绪年间,李鸿章在问津书院设直隶官书局,使这里成为天津重要的图书印刷和集散中心。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天津文化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问津书院,毁于八国联军炮火。其后,问津书院旧址先后成为天津市民立第二小学、问津小学、南门里小学、津源中学所在地。

问津书院的“问津”取“汛海问津”之义。乾隆年间,清廷命令各省会成立官办书院,“于学宫之外,另建肄业之所,礼聘名儒掌教”。乾隆十六年(1751),天津盐商查为义捐出运署旁废宅基地一块(在今鼓楼南街),经盐运使卢见曾请准,用银2400余两建成讲堂、山长室、学舍等共64间,取名问津书院。所谓“问津”即以“汛海问津”勉励学子刻苦学习,不断探索。卢见曾在《问津书院碑记》中说:“孔子之道犹海也……学者因文见道,譬如汛海者……不能达者皆不得其津者也。”用现代汉语解释,所谓“问津”就是问路,引申为探求的意思。

历史车轮行转一百多年之后,问津书院枯木逢春,2013年得以重建。重建的问津书院,位于天津市河北区四马路158号,在巷肆创意产业园内。书院以“追寻津沽记忆,守望文化家园”为主旨,致力打造天津地方文化研究、交流、协作、推广的平台,积极推动天津历史文化资源的抢救、发掘、保护、宣传,同时大力推广全民阅读和营建书香社会。

问津书院在致力于天津地方文化研究方面,有一项十分令人瞩目的系列成果,即编印了供内部交流的资料刊物——《问津》,主要围绕天津历史、文化、民俗等展开,汇集保存了天津诸多学人大量的研究成果。重建的问津书院及《问津》期刊,皆致力于“探索天津”,含上下求索之意。著名学人锤叔河先生曾专门写信给王振良,称《问津》刊名“取得很好,远胜泛泛者流”。(www.xing528.com)

其实,探讨民间刊物《问津》的前身,不能不提王振良先生主持编印的《天津记忆》。《天津记忆》系国标32开不定期刊,著名学者来新夏先生题签,于2008年10月15日问世,由三五友人襄助约稿,王振良修改、编辑、排版。当时,天津学界昵称之为“小白本”。其装帧印刷虽然简洁朴素,但它适应了天津民间历史文化研究蓬勃兴起的形势,搞得轰轰烈烈,风生水起。截至2014年2月28日,在五年多时间里,《天津记忆》总计印行130期(含增刊2期)。平均算下来,成了不折不扣的半月刊。在2010年,竟然编印41期,平均每八九天就有一册问世——这种编辑出版速度,在古今中外皆为罕见。

关于创办《天津记忆》的初衷和过程,王振良先生说:“2007年1月,我在‘中国记忆论坛’注册并关注建筑遗产保护;5月,出于保护建筑遗产的目的,我萌生创办《天津记忆》的想法;6月9日,在天津网友庆祝中国文化遗产日暨纪念中国记忆网开通一周年的见面会上,我提出《关于创办〈天津记忆〉的设想》。经过年余的运作,终于在2008年8月印出《天津记忆》仅有的年刊。接着就是张元卿兄与我合编的‘小白本’(2008年冬季号)。……其实,当初动议编辑这些东西,主要是想留存天津网友的文化遗产研究保护成果。后来,发现研究对保护的意义十分重大,才逐渐转为以推广相关成果为主,并且作者队伍也逐渐由文保志愿者扩大到天津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我一直在报社当记者和编辑,做志愿者介入文化遗产保护,纯属业余兴趣和爱好使然。所以编印《天津记忆》,也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记者和编辑的身份,使我的城市田野调查顺风顺水,编起刊物来也自然轻车熟路。《天津记忆》多数都是几位编者自掏腰包,因此早期的封面都是黑白印刷,以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应弃须弃当止则止——答《梧桐影》主编夏春锦问》,刊于桐乡市梧桐阅社编《梧桐影》2015年第2期,2015年10月印行)

《问津》刊物是问津书院着力打造的基础平台,于2013年1月23日问世,按照每月一期的节奏,截至2017年8月共印行了50期。刊物的约稿、编辑和排版,所有事务皆由王振良先生一人独立完成,的确难能可贵!这个以问津书院名义印行的内部资料,无论是办刊宗旨还是编辑理念,都承继了《天津记忆》的传统,立足天津,其作者和读者主要是天津地方文化的研究者和爱好者。

笔者已目睹的《问津》前50期,涉及作者或整理者30多人,其中焦静宜、张元卿、张建、侯福志、杨仲达各2期,李炳德、高洪钧各3期,王和平6期,杜鱼7期。按内容可划分为四大类,即诗文集整理(20册)、历史人物研究(8册)、地方文史研究(12册)、民俗与方言研究(10册)。本文拟对此进行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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