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改良的历史与成就

川剧是四川民间文化中十分重要的领域。长期以来，川剧的演出内容取决于达官贵人、士绅豪民和行帮会首，演出场所主要是为上述人员服务的堂会、庙会和会馆，艺人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各种流派和声腔不通往来，各成班部。

光宣时期，四川劝业道周善培积极推广新政，改良娱乐业，川剧改良新潮开始出现。光绪三十二年（1906），华阳绅商吴碧澄（弼臣）在成都会府北街创办新式剧场——可园（亦名咏霓茶社），园中设舞台、茶座，每座五角。原设女座，因本地风气未开，屡生事端，被官局禁革。园中供应饮食、西餐、中餐、点心、茶水，方便顾客，生意兴隆，应接不暇。可园开办成功，使周善培受到鼓舞，他坚信，戏园对繁荣市面有很大作用，力促劝业场董事会负责人樊孔周在劝业场附近开设戏园。光绪三十四年夏，樊孔周集资白银二万两建设悦来公司，自任董事长，由公司开设戏园和旅馆各一所。戏园设在华兴街老郎庙侧，仿“可园”形式建造，命名“悦来茶园”，宣统元年（1909年）竣工，接纳各戏班轮流演出。

先后在悦来茶园演出的班部有：复兴班、宝顺和班（京班）、翠华班、长乐班、荣泰班（川戏）、文明班、文化班（改良川戏）。悦来茶园还举办两次赈灾演出，邀请成都八大班部名角串演，成为各剧部交流的重要盛会。虽然票价昂贵，三楼每座三角，普通座一角，特别包厢每座伍角，包厢每间五元（以龙洋计价），但仍然场场爆满，观者如潮。^[24]其后，又继续出现了“万春”“锦新”等茶园，为专门演出戏剧的场所。茶园兴起后，川剧从堂会、庙会、会馆演出转移到剧场、茶园进行，观众购票入场。名艺人分散进入各茶园，原有班部面临解体。^[25]马家吉《锦城竹枝词》说：“梨园全部隶茶园，戏目天天列市垣。买座价钱分几等，女宾到处最销魂。”可见茶园演戏已成城市生活亮点，戏目、票价、女宾座位引人注目。

川剧演出形式的改变，使川剧从传统的包场制向大众化和商业化演出转变。演出形式的转变要求川剧演出内容具有观赏价值，适合广大群众的审美意识，川剧演艺人员就必须按群众的需求对川剧进行改良。据清末有关资料统计：成都上演川剧剧目高达360余个，历史剧、传统戏居多。其中良莠参杂，涉及淫诲和凶杀内容的剧目也“层出不穷”。这些戏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社会治安。据傅崇榘《成都通览》载，当时社会舆论一再希望禁革，有人言：“淫戏之关目禁，可使成都奸淫之风渐稀，凶戏之关目禁，可使成都人命之案日少。”这种说法失之偏颇，命案原因复杂，各有其因，并非舞台剧目所引发，传统戏曲人称“高台教化”，净化道德、回归人性是其主流。

光绪三十一年（1905），川督锡良嘱官绅在成都川剧界成立“戏曲改良公会”，主持者为劝业道周善培，其口号是：“改良戏曲，辅助教育。”他们除了兴建戏园，改进管理外，还大力改编和创作“改良”剧本，并发表特别电函，蒙求川中宿儒，“五老七贤”的支持，于是先后涌现出赵尧生、黄吉安、尹仲锡、冉樵子等热心川剧改良，并亲自动手创作的志士，创作出《情探》《闹齐廷》《柴市节》《三尽忠》《刀笔误》《离燕哀》等近200个剧目，刊行《川剧大观》《川剧大全》《川剧选粹》《蜀剧苑》等剧本集。改良川剧，既注重作品的社会价值，又重视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使二者做到了较好的结合，对于净化舞台，普及川剧，提高社会效益，起了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后，川剧各班部云集成都。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潮影响下，广大艺人希望消除行帮门户之见，拆去各派声调、各家班部之间的隔阂，联合起来，携手合作，取长补短。由戏圣康芷林、名旦杨素兰、名小生李甲生、名丑唐广体发起，邀请“长乐”“宴乐”“怡乐”“翠华”“彩华”“桂春”“太洪”“舒颐”等八大班部刘芷美、谭芸仙、萧楷臣、周名超、刘世照、周辅臣、贾培之等180余人聚会，于民国元年（1912）在成都华兴正街组成了由艺人自由结合、自主经营的川剧团体——“三庆会”，康芷林阐明“三庆会”的宗旨，“脱专压之习，集同业之力，精研艺事，改良戏曲”^[26]。“三庆会”艺人康芷林、杨素兰、萧楷臣、唐广体、刘芷美等，力主将代表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声腔的主要班部舒颐班、翠华班、太洪班、宴乐班都收进“三庆会”，使五种声腔融为一体，同台演出。据廖友陶先生回忆：“参加三庆会的戏班有：长乐、宴乐、怡乐、翠华、桂春、太洪等八家，共三百多人，汇集了昆、高、胡、弹、灯等五种声腔，生、旦、净、末、丑等五个行当。他们请警察总监杨莘友为剧团题词曰：‘联合升平堂，协力三庆功’。”^[27]

“三庆会”实力雄厚，荟萃了当时成都的剧界名伶，著名小生有康芷林、李甲生、李培生、萧楷臣；著名旦角有杨素兰、刘芷美、刘世照、谭芸仙、白牡丹（陈素卿）、雷泽洪、李翠香；著名净角（花脸）有周辅臣、刘锡侯、蒲兰亭、刘安、杨青云；著名末角（须生）有周名超、尹轩华、唐小田、徐德斋、游雨田、樊玉山；著名丑角有唐广体、刘育三、蒋润堂、肖子林、邬云亭等。各种行当、各种声腔的齐集，展现了成都川剧界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在同台演出中，他们各展其长，表现出深厚的艺术功底和个性特征，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www.xing528.com)

由于联合了众多的戏班和演员，“三庆会”开创了川剧各派声腔，各种表演艺术联袂献艺、同台表演的崭新局面，打破了过去受地域、声腔、戏路、班部、剧目限制，狭隘、单一的小场面，形成了人才济济、百花齐放的多艺全能的表演团体。这个表演团体废除了封建的包银制，实行体现按劳取酬的分账制，即将每天所得净收入按出力多少，表演水平高低，由大众公议每人应得数额。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收入少，艺人所得微薄，仍然同心协力，不愿离散。

“三庆会”在努力切磋技艺、完善表演水平的同时，还不断改编和创作剧本，挖掘爱国题材，讴歌真善美，鞭笞假恶丑，丰富演出内容，强调剧作的思想教育作用。“三庆会”与著名剧作家黄吉安、冉樵子、尹仲锡、王觉吾、刘怀叙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黄吉安为“三庆会”创作了大量杰作，如《江油关》《木兰从军》《杜十娘》《柴市节》等102种剧本，都无偿赠送“三庆会”。冉樵子编写了《刀笔误》《青梅配》，尹仲锡编写了《离燕哀》，这些剧作情节感人，语言优美，塑造人物性格细腻而富有个性。同时还创作了一批有进步倾向的现代时装戏剧作品，如王觉吾的《洪宪官场》、刘怀叙的《广州风潮》《光复图》《川路血》，反映了清末民初的政冶风云，开创了川剧表现现实生活的新途径。“三庆会”得到如此众多的现实主义杰作的有力支撑，使她的演出获得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28]

“三庆会”成立不久，为了培育新人，在康芷林倡导下，艺人们赞助成立了“升平堂”科社，规定入科学生，以会内子弟为限。萧楷成任堂长，康芷林、杨素兰、萧楷成、游泽芳、蒋润堂、李锡生等名演员和鼓师充任教师。“升平堂”培育出了不少优秀演员，如唐荫甫、晋明权、王飞琼、游泽鹄、筱灵芝、筱玉梅、白玉琼、黄开文等。因此，“三庆会”在艺术上后继有人，没有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三庆会”在历任会长、著名表演艺术家杨素兰、康芷林、萧楷成、贾培之的精心组织和全力支撑下，其活动延续半个世纪之久，到50年代还保持着旺盛的艺术魅力，在中国戏剧界实为罕见。特别是第二任会长康芷林，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对文武小生造诣很深，功底深厚。清末劝业道周善培考核演员技艺、德行，他荣获第一名，得银质奖章。民国18年（1929）秋，四川军阀刘湘打败杨森，进占重庆。为了庆贺大胜，重金聘请康芷林去重庆演出，康为维护“三庆会”团结，拒绝东下。后来潘文华的处长冯石竹到成都与康商谈，聘请“三庆会”全班人马到重庆演出，康才答应签约三月。此次演出，成渝明星璀璨，各展雄风。康以60岁高龄，在炎热的山城，连续演《八阵图》《归正楼》《三变化身》等拿手好戏，最终累死在舞台上。一代戏圣的献身精神，使各界人士为之深切哀悼，蒲伯英先生赠送的挽联说：“功盖三庆会，名成八阵图。”概略道出了这位魅力无穷的艺术家的一生。^[29]

除“三庆会”外，民国初年成都还出现过带有研究性质的艺人团体，如“进化社”，其主要成员有胡慎斋、浣花仙、贾培之、张克成等，他们大多出身“玩友”，对川剧声腔的研究很有兴趣，尤其对胡琴戏唱腔的改良做出了重要贡献，自成一体，时称“坝调”。浣花仙和贾培之在唱腔上各呈异彩，被誉为“浣派”“贾派”。民国4年（1915），进化社因营业不佳，内部离心，宣告解散。^[30]

30年代的成都，川剧剧场除春熙路的“三益公”、棉花街的“永乐”、布后街的“成都大戏院”而外，还出现过“新又新”大舞台的川剧演出团体。这个演出团体阵容整齐，行当齐全，演员身怀绝技，表演严肃认真。“新又新”须生有杨子澄、周海滨，净角有吴晓雷、唐彬如，末角有刘小羊、龙云光，丑角有蒲松年、当头棒（刘成基），文小生有傅幼麟、金文昌，武小生有张鑫培，且角有筱桐凤（阳友鹤）、萧克琴、李筱钟、周金钟、蝴蝶（胡素芳）、筱惠芳、筱屏、元春等，武行有秦裕仁、任心田等，娃娃生有五龄童（罗开新）。当时，这些著名演员在“新又新”大舞台的演出精彩绝妙，风靡一时。^[31]可惜连遭两场大火，使剧院化为灰烬，无法继续演出，演员星散，主要班底前往乐山，由傅幼麟主持开办“又新科社”，在四五十年代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