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资源委员会关于拆迁上海工厂的提案，首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及经济部会同组织上海工厂的拆迁，工厂内迁由此开始。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统计，截至1939年底内迁工厂的数量总共有410家，包括钢铁厂1家，机械厂168家，电器厂28家，化工厂54家，纺织厂92家，食品厂22家，文教用品厂31家，还有其他工厂14家。
民营内迁厂迁入的区域，以四川为首位，据统计，到1940年底，共内迁工厂448家，其中以上海与武汉两地最多，分别为148与160家。这些工厂迁入四川254家，占54.7%；迁入湖南121家，占29.2%；迁入陕西27家，占5.9%；迁入广西23家，占5.1%；迁入其他各省23家，占5.1%。实际上迁往湖南、广西两地的民营厂随着国民党的湘桂大溃退，绝大部分又迁到了四川。因此，四川事实上成了全国民营内迁厂的主要目的地。[23]
抗战时期，东部大片国土沦陷，教育机关、学校、教师、学生大量内迁，使成都出现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局面。
以高等教育为例，自1937年秋冬时节开始，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光华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北平燕京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山西工农专科学校、北京朝阳学院等东部地区多所大学先后迁到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于1937年10月迁到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大学医学院合作办学，壮大了成都高等医学的教学力量。金陵大学于1937年11月从南京迁到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于1938年1月迁到成都华西坝。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军强行解散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30余名中外教师、职工和在校学生被拘押。1942年燕京大学临时校董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决定在后方复校。1942年秋，燕京大学在成都华西坝开学，与先期迁到华西坝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一起，借用华西协合大学的校舍招生复课，坚持战时教学。
光华大学于1937年冬迁到成都，先在新南门内王家坝选择校址，1938年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名义开学；1939年迁到成都西郊光华村新校舍，建成一所比较完善的高等学校。山西铭贤学校是山西太谷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学校，为早期美国欧柏林大学在中国设立的分校。抗战时期，这所学校迁到成都附近的金堂县城，开办铭贤工农专科学校大学部，还在赵镇的山寨上设立了中学部。
据统计，先后迁川的东部高等学校共计31所，学生数万人。其中，迁到成都的高校共计8所，学生数千人。来蓉的外地学生，除陆续就读本校外，其余无校就读者，由省教育厅分配到成都各高校借读。在本地高校借读的外地学生中，四川大学有650人，华西协合大学有400人，四川教育学院有120人，还有许多学生就读于私立大学。(www.xing528.com)
东部高等学校迁蓉后，一时间成都人才济济，许多为川人倾慕的著名教授、学者都聚集西蜀，不仅新建的学校名教授云集，而且四川原有高等学校教师阵容也大为改观。如著名教授陈寅恪、顾颉刚、钱穆、吴芳吉、魏时珍、程玉麟等纷纷来成都任教，教学空气空前活跃。与此同时，由于东部大量中、小学教师来蓉执教，师资力量大大加强，成都中、小学教育水平也得到迅速提高。四川省其他地区也有不少外省教师执教，对四川中小学教学质量的提高，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抗战时期，东部教育、文化和科研机构大量西迁，大部分迁到四川地区，随同机构迁川的是大批教授（还有中小学教师）、科学家和文化工作者，他们在四川期间，为四川教育、科研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四川教育、科研和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对四川抗战历史的研究，应当利用民国时期四川的教育、科技和文化档案，深入进行个案探索、系列研究，将各个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教授、科学家和文化工作者及其业绩发掘出来，肯定他们对四川教育、科研和文化事业的推动作用和历史功绩。
直至1949年后，还有抗战以后没有迁回原籍，继续留在四川任教的教师。笔者上小学时，还有山东籍的宋辑斋、吴金凤夫妇分别留在绵阳中小学任教。他们两位先后担任我读中小学时的体育、数学老师，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让我得益匪浅。这是我从小就感受到的抗战教育的余荫。
有关抗战时期迁川教育、科研、文化机构以及大量高素质人才入川，对四川教育、科研、文化事业的推动作用，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仍然缺乏系统基础研究，应当继续发掘历史档案，对抗战时期内迁四川各地区的教育、科研、文化机构和相关人员进行周密调查，形成系统资料，撰写出有史料价值的论文和专著，较为全面地论述这一非常时期四川教育、科研、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与内迁教育、科研、文化机构极其专业人员的关系，肯定其历史作用。这也是将抗战历史研究持续深入下去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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