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一）人口变化

经历了清代前期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以后，晚清成都城市人口呈现全面上升趋势。根据有关县志记载，嘉庆二十至二十一年（1815－1816），成都、华阳二县户口共计15万余户、77万余人，其中男丁数43万人、妇口数34万余人。同治八年（1869）成都县（相当于今青羊区和金牛区的一部分）人口为2.3万余户，8万余人。华阳县无统计资料，但其辖区面积大于成都县，人口也不应小于成都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都市区（应为成都、华阳两县共辖城区）人口共计6.3万户、29万余人。到宣统元年（1909），成都、华阳二县户口共计17万余户、85万余口。宣统二年（1910），增加32万多人，三年间净增3万余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上升，以1910年城区人口32万余人除以1909年成都、华阳两县总人口85万，约为38.8%，可见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之大。

民国时期，成都城市人口基本上处于稳定发展时期。民国初年，成都城市人口约为30万左右。其中，华阳城区约有18万多，在华阳县总人口48万中占60%。1928年成都正式设市，30年代成都城市人口是40多万。成都、华阳两县乡区人口为64万多人，城市人口是乡区人口的60%。1932年，成都地区（应为市区）人口约为8.2万余户、43.9万人；成都、华阳两县乡区人口合计9.35万户、42.3万人。1933年，成都市人口为8.22万户、43.9万人。1934年成都市人口约为8.15万户、44.1万人。1935年，成都市人口为50万人，成都、华阳两县乡区合计11.46万户、约64.16万人。自1937年开始，成都市人口有了较为规范的统计：1937年，8.12万户、46.32万人。1938年，8.46万户、45.35万人。1939年，6.76万户、30.31万人。1940年，10.61万户、46.22万人。1942年，9.75万户、45.65万人。1944年，10.81万户，56.28万人。1945年，23.96万户、74.21万人。1946年，23.38万户、72.47万人。1947年，23.45万户、72.74万人。1948年，12.56万户、64.12万人。1949年，12.33万户、60.86万人。^[17]

从上述人口统计资料看，民国时期成都城市人口处于稳定增长阶段，民国初年城市人口大约30万左右，约占人口总数25%。进入20世纪3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大约在40万左右，约占人口总数36%。抗战时期，成都城市人口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东部外来人口的内迁，引起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除中间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城市人口短暂疏散外，从1937年的46万激增到1945年的74万之多。抗战结束后，由于外来人口的回归，城市人口又逐步回落。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

与清代前期由官僚、缙绅、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为上下基干构成的城市社会相比，近现代成都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其复杂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官僚、缙绅阶层的分化和新兴商人阶层的出现。

1.官僚阶层的分化。(www.xing528.com)

晚清政治腐败、吏治不修，再加上西方新思潮的冲击，是造成官僚阶层分化的主要原因。成都是四川政治中心，清代总督、将军、提督、学政和各司道官员驻节之地，所属军政文武官吏、八旗兵丁数以万计。但到晚清时代，由军功、捐纳而进入官僚行列的人员大大超过通过科举功名获选的所谓“正途”人员，造成官僚人数爆满，于是大量过剩官员沦为“候补者”。戊戌时期，法国旅游者马尼爱在成都所见“候补者、褫职而谋开复者，为数更不下万人”。^[18]据傅崇榘《成都通览》统计，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成都等待候补的官吏，除八品以下左贰、杂职不计外，仅知县以上的官员即有700余名，分别为：候补道58名，知府36名，直隶州知州43名，同知24名，通判63名，知州26名，知县468名。按照清代定例，四川通省知县以上的官职实缺仅140余处，光宣新政实施后，虽新设差委大大增加，仍无法满足年年递增的候补官员的需求。大量过剩的候补官吏，除136处繁要差缺由大吏遴委贤能外，其余差委只好轮班守候。多年未补实缺者必然穷困潦倒，沦为失业者群体。

另外，在光宣新政时期，受中外新思潮影响的一些官吏，开始具有革新思想。他们在任职期间，鼓吹宪政、热心实业、着意创新，成为推行成都早期现代化的新派人物。四川商务局监督宋育仁、四川总督岑春煊、锡良、王人文，四川劝工总局总办沈秉堃，先后担任通省警察总局总办、通省劝工总局总办、通省劝业道的周善培，都是在推行新政方面有重要贡献的人物。

2.缙绅阶层的演变。

一般是指具有举人、贡生（至少监生）功名或乡居的退休官员和具有官衔身份者，他们也是地方宗法社会的代表，具有沟通官民关系、支配地方事务的职能。在清代前期，成都缙绅起着倡导地方事务、稳定基层社会的作用。随着咸丰以来大规模战乱的兴起、地方苛捐杂税与日俱增，地方钱粮经征事务不断扩大，团练保甲制度步步强化，缙绅干预地方事务的能力也相应增强，参政机会比过去大大增加。川汉铁路准归商办以后，以租股方式加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缙绅势力成为主要股东代表。此外，光宣新政时期出现的宪政运动、地方自治运动、实业投资高潮、保路运动，进一步促使缙绅阶层成为四川省谘议局、宪政研究会、地方自治会、保路同志会、商会、农会、劝学所等各种社团的主要力量。例如，在省谘议局议员的选举人资格中，具有举贡生员地位的缙绅就成为有选举权的主要群体。于是，成都府获得选举权的24608人，大部分属于缙绅阶层。成都府14名当选的议员，绝大部分也是成都府的著名缙绅。

3.新兴商人阶层的崛起。

20世纪初期，由于四川对外贸易的发展、省内外市场的扩大和实业投资热潮的高涨，新兴商人阶层异军突起，成为政治、经济领域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虽然重庆率先对外开放，四川经济重心向东推移，重庆商人刘继陶、汤子敬、杨文光在推销洋货、收购土货、从事金融存放、汇兑中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作为四川政治、文化中心和西部经济中心的成都，也出现了不少具有开创精神的大商人。前述傅崇榘、樊孔周、舒钜祥、齐世杰、陈嘉爵、魏子书、萧质夫等，都是当时成都著名的商界巨子。他们在经济上的崛起，也为他们在政治上的崭露头角提供了基本保证。民国时期，虽然处于军阀割据战乱的不利环境，成都新兴商人阶层仍然在振兴地方经济方面取得了不可小视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