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引发的成都学生抗争
辛亥革命对成都、对四川带来的最大变化，便是摆脱了数千年来套在人民头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精神枷锁，使人民得到了睁眼看世界的机会。民国初年，舆论开放，报刊蜂起，一时间形成生气蓬勃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据统计，当时成都刊行的报纸就达到数十种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报纸有：《都督府政报》《四川独立新报》《蜀江报》《蜀风报》《民鉴日报》《大岷报》《鸿音报》《西成报》《寰一报》《民极报》《新民语》《牖民白话报》《民主急进报》《禾民报》《社会新闻》《白话进化报》《民意报》《益风报》《大汉国民报》《共和日报》《公论日报》《演进报》《女界报》《西蜀新闻》《四川民报》，等等。尽管这些报纸政治倾向有差异，但多数以宣传民主政治、批判封建专制思想、提倡自由平等观念为宗旨。广大民众在舆论开放的文化环境中得到的信息量倍增，西方民主与科学观念深入人心，形成民智大开、人们渴望走向世界的新潮流。
民国8年（1919）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巴黎和会”，议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我国山东享有的侵略特权而起的。5月4日，北京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四川，从5月17日开始，由成都高等师范学堂的学生发起，成都地区青年学生上街集会游行，宣传反日救国。随后，成都、重庆学生、市民连日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游行，掀起抵制日货运动，“还我青岛”“惩办国贼”“抵制日货”“誓雪国耻”的口号标语遍布蓉城。6月中旬，成渝两地工人群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
成都新闻界受到学生爱国热情感动，一反以前的沉闷局面，积极评介学生运动，攻击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抨击日本的侵略行径，倡导新文化，鼓吹地方自由，宣传民权等。四川新办报刊如雨后春笋，风起云涌。其中，《星期日》《新空气》《直觉》《半月报》《威克烈》周报以及高师等校校刊，是鼓吹新文化思想的重要阵地。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创办的《星期日》，连载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陈独秀的《男子制与遗产制》、吴虞的《说孝》、高一涵的《言论自由》等特约专稿，并转载了《湘江评论》上毛泽东《论民众大联合》的全文。[13]辛亥革命后，虽然由于革命党人的妥协，造成袁世凯上台，掀起复辟逆流，使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希望化为泡影，但曾经是铁板一块的封建专制制度却最终走向灭亡，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文化思想观念的勃兴引起社会风气的变化，许多成都青年首先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追求个性自由。成都益州中学、蓉城女学、女子实业学校的几个学生，首先冲出剪发禁区，使“女子剪发向全省蔓延了”；成都高师、附中、觉群女学学生冲破包办婚姻网络，实现恋爱和婚姻自由。
（二）民智大开与留法勤工俭学热潮
青年学生积极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四川分会”，150多人进入“成都留法勤工俭学学会预备学校”学习，民国7至8年（1918－1919）先后有100多名青年才俊出国，这些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各方面的优秀人才。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成都、重庆为中心地带的四川全省，再次掀起波澜壮阔的留学热潮。民国8年至9年（1919－1920）间，三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奔赴法国，开创了四川近代历史上第二个海外留学高潮。
1.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赴法。
民国6年（1917），曾经留学法国的学者蔡元培、李煜瀛、吴敬恒、张继、吴玉章（四川荣县人）等五人本着“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的思想，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学会，总部设在北京，在上海、广州、成都等地设分会，并在北京、保定等地开办留法预备学校。自此，全国出现留法勤工俭学热潮。青年学生积极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四川分会”，准备赴法留学。(www.xing528.com)
民国7年（1918）春，四川第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成都爵版街志成法政专门学校（今成都三中校址）开学，由志成学校校长张春涛兼任校长，由冯元勋担任教务（官费留学比利时归国）。第一期招收留学预备生150余名，分为四班上课。该校以法语教学为主，教员有吴钢、曹显庭、李璜、吴少虞、李治中等。
四川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十分重视这批学生，对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前30名者，由政府发给每人旅费400银圆。民国8年（1919）6月1日，四川第一批赴法学生共计61名离开成都、前往法国。陈毅、刘子华、金满城等优秀青年，得到旅法津贴。其余学生或非本校学生，能自筹400元者，也可同往法国。
2.第二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赴法。
民国8年（1919）8月28日，在五四运动和成都留法勤工俭学热潮的影响下，重庆商会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商会会长汪云松为会长，教育局长温少鹤及童宪章为副会长，法国驻渝领事为名誉赞助员。不久，重庆各界名流筹集经费数万元，作为在重庆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和赴法学生的补助费。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学生110名，其中公费生60名，自费生50名，分甲乙两班上课，以法语教学为主。民国9年（1920）暑期，一年学习期限届满，经毕业考试和健康检查，有84名学生获准赴法，其中46名学生每人得到300元旅费。其余37名和外加江津学生熊云章为自费生，由重庆商界资助100元，自筹200元，邓希贤（小平）、傅汝霖就是其中的自费生。这批学生于民国9年8月27日在法国驻渝大使馆办理签证，离渝赴法。
3.第三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赴法。
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一届毕业生赴法后，民国8年（1919）秋季，该校又招收学生200余人，分为三个班上课。原校长张春涛病逝，改由四川省高等法院院长唐宗尧担任校长，冯元勋仍管教务。这批学生进校时，正当五四运动蓬勃发展，学生一面紧张学习，一面走出校门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抵制日货斗争，其中倾向于革命的青年不少，还有十余人后来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届学生毕业，经考试、健康检查合格，肖树域、程秉渊等70人外加5名校外生取得自费留法勤工俭学资格，民国9年10月5日，在四川省长公署委派的护送员章士林的带领下，从外东望江楼乘船东下。11月下旬，这批学生到达上海后，旋乘坐法轮“智利”号离开上海。经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于民国10年上旬抵达法国马赛。
同年11月，在广东女律师郑毓秀（获得公费留法资格）的帮助下，巴县张雅南等13名女学生也赴法勤工俭学。这是四川女学生赴法求学人数最多的一次。
据不完全统计，在民国7至10年间，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约为1500－1600名。截至民国10年11月，在巴黎华法教育会注册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包括郑毓秀带领的13名女生在内，达到492名。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当时四川留法学生已经达到全国留法学生总数1／3，居全国各省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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