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1872－1949），字又陵或幼陵，祖籍新繁，出生于成都。清光绪十八年（1892）入成都尊经书院，戊戌变法后“兼求新学”。光绪二十八至二十九年间，与友人在成都创设“溥利公书局”，“开智阅报社”传播新学。有人赞誉他是“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光绪三十一年赴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光绪三十三年回国后，先后执教于成都县中学、嘉定府中学、官办法政学堂，常发表“非儒”言论。所编《宋元学案粹语》公开引述李贽文字，因而被清廷学部令四川学政赵启霖查禁。宣统二年（1910）在《蜀报》发表《辨孟子辟杨墨之非》一文，痛斥君主专制与教主专制为天下“二大患”，表明自己要“鼓舞言论、思想自由之风潮也”。他反抗父亲虐待，散发《家庭苦趣》，揭露其父丑行，为四川教育总会会长徐炯等目为“忤逆不孝”“名教罪人”，被赶出教育界。宣统三年因撰写反对儒教和家族制度的文章，被护督王人文下令通缉。辛亥革命后，他担任过《西成报》总编辑、《公论日报》主笔、《四川政治公报》主编等。民国2年（1913）在《醒群报》发表非儒言论，为北洋军阀电会查禁。
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中，吴虞任教于四川法政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国学专门学校，与学生一道组织《星期日》《威克烈周刊》，倡导四川地区的新文化运动。受吴虞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纷纷“于各校中组织书报社，购置新书杂志”[11]。同时，吴虞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读荀子书后》《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民国8年（1919）6月在《川报》发表《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11月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这些重要的战斗檄文，在当时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吴虞在这一系列论著中阐明了思想观念的变革问题，他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文化思想，从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说：“呜呼！太西有马丁·路德创新教，而数百年来宗教界遂辟一新国土；有培根·狄卡儿创新学说，而数百年学界遂开一新天地。儒家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12]
与此同时，吴虞论著中集中批判了儒家学说的内核——“孝”。他说：“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为孝为百行之本，故立其教，莫不以孝为起点。”“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因此，“孝”为封建家族制度和专制政治的根本，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革新的桎梏，革儒教之命，首先在于破除以“孝”为核心的封建伦理规范。此外，他还对“礼”和“刑”进行了剖析，认为二者均为封建统治者实行专制主义的工具。(www.xing528.com)
吴虞的批孔反儒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以至五四运动中，影响极大，对于青年一代追求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独秀称他是“蜀中名宿”，胡适称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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