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全民抗争浪潮，并著《成都城市史（修订本）》

宣统三年（1911）七月初一（8月24日），由于清廷拒绝了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罢免李稷勋职务的决议，并要求赵尔丰“严重对付”成都保路运动，引起川、汉股东们强烈愤怒，在临时股东大会上，代表们抗议之声震耳欲聋，会议决定立即罢市、罢课。当日下午，保路同志会召开大会，群情愤激，一如午前，纷纷要求前往督署请愿。同志会负责人罗纶、邓孝可等担心扩大事态，答应由他们与川督交涉。成都市民遵守铁路股东大会决议，下午会议未完，各街关闭市门过半。随后，全城百业停闭，交易全无。不但大街做到整齐划一，连僻街小巷也无例外。“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绸的机声、打金街首饰店的钉锤声，向来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听不见了。还有些棚户摊子都把东西捡起来了。”“多数专靠劳力吃饭或专靠卖货物吃饭的工商业者，一旦生产与买卖全停顿了，生活马上就成问题，但他们也毫不顾虑及此，而争先表示同情争路”^[9]。川督赵尔丰接奉清廷“切实弹压”的严谕后，紧急召见铁路公司负责人，省城绅士及各街道同志会代表，软硬兼施，强令开市开课，当场被与会者拒绝。成都知府、成都、华阳二知县也到街上讲演。劝谕商民开市，群众不予理睬。赵尔丰下令在各街口遍布巡防军，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同时禁止电报局拍发有关保路的电报，但是成都商民坚持斗争，不为所动。各州县在省读书的学生也按保路同志会部署，陆续分散回乡报告斗争进展情况。

川汉铁路公司和保路同志会负责人眼看事态扩大、矛盾激化，已超出“文明争路”范围，一方面通过川路股东大会继续揭露盛宣怀、端方违法证据，请赵尔丰代奏；另一方面则印发《四川保路同志会公启》，劝告人们勿在街头聚众、勿暴动、勿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油、盐、柴、米一切饮食照常发卖，等等，试图将这场斗争纳入他们的轨道。为表示他们争路不是反清，还连夜印制先皇牌位，正中大书“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旁边联语为：“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并分发全城居民，在每家门口供奉。还在市区各街道中心区高搭“皇位台”，上设香案，供光绪帝牌位。下悬“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条幅。这种争路方式为广大居民所接受，也使清廷无从挑剔和发作。

七月九日（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一致通过四川全省不纳粮税决议，声明自即日起，川省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兑，未解者不解；并声明川省不担负外债分厘。赵尔丰电奏清廷：“川已定宗旨，不能俯准商办，即实行停纳米粮、杂捐以为对待。他不具论，即兵饷立竭，势将哗溃，全省坐以待毙。”^[10]成都将军玉昆、副都统奎焕、总督赵尔丰以及各司道官员也急忙联衔奏称：川民“不纳丁粮、厘税、杂捐，二千数百万之岁入顿归无着。四川一切行政固惟束手，而京部、洋偿、解协等款，全无所出，贻误实大。且滇、黔、新、甘、边藏向皆仰给于川者，亦将坐困。川一动摇，中央固本，西南半壁，无不受其影响。”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他们希望清廷罢斥盛宣怀，修改借款合同，将川路问题交咨政院议决。但是，清廷皇族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们不仅严旨申斥奏陈实情的四川地方当局，而且派端方从湖北带兵入川查办，这就加速了时局的糜烂。(www.xing528.com)

七月十三日（9月5日），正当成都局势严重恶化之际，突然有人将《川人自保商榷书》的爆炸性传单散发给正在入场的股东代表。《商榷书》认为，中国处在“危机四伏，一触即发”的危局之中，一切灾难均由清廷酿成。只有撇开卖国政府，由民众起来救亡图存，保国保乡，才能克服危机。《商榷书》还提出现在自保条件四条，将来自保条件十五条，筹备自保经费办法五条。《商榷书》的目的是脱离清朝，独立自保。自保的核心在训练国民军和制造军械，并通过支配赋税厘捐，实现财政独立，取得自保经费。《商榷书》实际上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反清独立宣言，也是赵尔丰血腥镇压成都保路运动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