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发生了威武雄壮的保路运动，以抗议清廷剥夺四川商办川汉铁路股权，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向国际财团借款筑路。于是，四川全省民众投入维护商办川汉铁路主权为核心的爱国民主运动。
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商人已酝酿修建贯通上海、汉口、四川、云南、印度的国际铁路。甲午战争后，国际财团开始策划兴建我国铁路干线，英、法两国准备联手建筑由四川到云南的铁路。20世纪初，美、法、德、俄、英提出建筑川滇、川藏等铁路的具体计划，并向清廷提出建筑川汉铁路的要求。
在国势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四川爱国士绅认识到，铁路是列强瓜分中国的战略手段，铁路主权的得失关系国家民族存亡，捍卫路权成为救亡图存的重大问题。自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四川各界人士不断向清廷力陈铁路自办。光绪二十九年夏，新任川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舆论压力下，奏准实行川路自办。据《锡良遗稿》，光绪二十九年冬（1904年1月），成都正式设立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岳府街），开始筹集路股，并明确声明“官设公司，招集华股，自保利权”，“如非中国人之股，公司概不承认”。川汉铁路东起汉口，经宜昌、夔州、重庆、永川、内江、资州抵达成都，全长1980公里，建筑费用需白银5000万两以上。作为僻处内陆，工商各业未臻发达的四川，筹集这笔巨款绝非易事。四川留日学生唯恐列强趁机插手，300余人在东京集会，率先认股40000余两，承担募劝30余万两，并向锡良提出集款办法和将川汉铁路改为官商合办的建议。(www.xing528.com)
光绪三十四年冬（1909年1月），锡良奏报川汉铁路集股章程，其中规定了铁路股本来源为：认股之股、抽租之股[6]、官本之款[7]、公利之股[8]。实际上，“抽租之款”是铁路租款的主要来源。据宣统三年（1911）川汉铁路总公司公布的股款实收账目统计：迄止宣统二年底，共收股款银11983005两，其中租股银为9288128两，在总额中占76%。这充分证明租股是川汉铁路的经济命脉，广大租股股东是它的社会基础。因此，保路运动的发生，实与租股的征收息息相关。光绪三十三年初，迫于四川绅民的强大压力，锡良不得不奏请清廷改川汉铁路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撤销官设总办，由股东选举乔树柟为总理，胡峻为副总理，商办川汉铁路总公司续订章程59条。光绪三十四年以后，逐步完善了商办铁路的管理和收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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