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史：维新思潮与戊戌变法运动

在这个充满博大精深、疑古批判精神的近代学府里，一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廖平、宋育仁被孕育出来；在戊戌变法中，英勇无畏的维新派精英杨锐、刘光第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廖平，字季平，号四益，又号六泽，四川井研县人，生于咸丰二年（1852）。据廖宗泽《廖季平先生年谱》，其幼时家贫失养，勤奋好学，同治十三年（1874）参加县学考试，“技置第一，补县诸生”。光绪二年（1876），以优等食廪饩，选拔到尊经书院深造。光绪五年（1879）中乡试。这一年，湖南学者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使廖平深受教益，改变了读书和治学的方法。他明白了经学的门户虽由小学始，但不得以小学终，于是决心研习《春秋公羊传》。他经常向王闿运先生求教，二人论学，有时通宵达旦。廖平“拙于言”，但勤思索，敢向成说挑战。

19世纪80年代，廖平先后写了《榖梁集解纠谬》《公羊何氏解诂十论》《今古学考》《知圣篇》《辟刘篇》《续今古学考》《经学四变记》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礼制”是划分今、古文经的标准。“今古之分，本以礼制为主”，“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廖平突破了前辈经学家皓首穷经，只求阐示义理，不求解释的死胡同，而将经学的探讨推进到政治制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时，洋务运动失败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正在觉醒的中国知识界急于解答的问题。廖平的今古学观的问世，为近代改良主义和维新思潮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廖平大胆提出古文经为刘歆伪托，今文经才是孔子所作，因此应当尊今抑古，托古改制。“考究故家渊源，则皆出许、郑以后之伪撰。所有古文家师说，则全出刘歆以后据《周礼》《左氏》之推衍。又考西汉以前言经学者，皆主孔子，并无周公。六艺皆为新经，并非旧史。于是以尊今者作为《知圣篇》，辟古者作为《辟刘篇》。”

廖平使今文经学具备了新的现实意义，“旧日腐朽皆为神奇”。他的学说，在顽固守旧的封建卫道士眼里，有如洪水猛兽，引起激烈反对。光绪十五年（1889），他被罢去四川绥定府教授职，但是他的学说却不胫而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霹雳前之特异的电力”。近代维新运动的主要代表康有为，就是在他的今文经学思想的启发下，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篇巨著，为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宋育仁，字芸子，一字芸崖，晚号道复，咸丰七年（1857）生于四川富顺县。双亲见背，幼年失养；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十五岁应童子试，得张之洞赏识，“以高才生调尊经书院肄业”，是尊经书院的优秀学生。

光绪十二年（1886），宋育仁赴京参加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宋育仁受尊经书院优良学风熏陶，在北京又接受了中外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步具有了改良维新思想。他开始认真对比中西文化制度，探求西方富强和中国贫弱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必须以欧美强国为榜样，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否则国家民族难以摆脱危亡命运。光绪十七年（1891），宋育仁著《时务论》，系统论述了他的维新变法主张。他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治国经验，确定变法维新大计。他提出“君民共治”的主张，由“伸民权”而达“民为主”的目标，实现君主立宪的目标。

光绪二十年（1894），宋育仁受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出任四国使馆二等参赞。在欧洲驻节期间，他十分留心考察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教育、风土人情，并实地参观了议院、监狱、法院、学校、工厂、商业贸易场所等，并将见闻和感受以随笔的形式写成《采风记》一书。甲午战后，宋育仁回国，将《采风记》刊行。同时又将自己对西学的认识进行系统整理，修订《时务论》，再次刊行。两书发行后，士大夫争相阅读，宋育仁被尊为“新学巨子”。

《采风记》和《时务论》全面介绍了西方强国的基本情况，并对中西方异同进行对比分析，解答了中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提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若干设想。(www.xing528.com)

光绪二十一年（1895）暮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十八省举人1800余人齐集京郊松筠庵，讨论甲午战败后中国的危亡问题和知识界应采取的救亡对策。与会者经过充分讨论，一致推举康有为起草上光绪皇帝书，由与会者联合签名。四月八日（5月2日），由康有为、梁启超带领各省举人将《上光绪皇帝书》呈交都察院转奏，时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的内容主要是反对中日《马关条约》，要求“拒和”“迁都”“陈兵”“变法”。

在“公车上书”中签字的各省举人最后核实为603人，四川举人有71人，占总数的11.8%，仅次于广西、贵州、广东，居第四位。其中，有不少成都举人。为推动维新运动向前发展，四川在京举人和新中进士倡议组织学会，当年夏，维新派联合帝党官僚组成政治团体“强学会”。在22名参加者中，有四川举人杨锐、川籍京官宋育仁，他们积极投身维新运动，宋育仁还主讲了“中国自强之学。”

杨锐、刘光第是百日维新中的活跃人物，戊戌政变中殉难的六君子之二。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县人，幼时聪明好学，钦差学政张之洞“奇其才”，招入幕。尊经书院开办后，“以优廪生，调院肄业”，在尊经书院同学中，杨锐“年最少”，而学业“常冠其曹”，被列为“尊经五少年”之首。^[1]以壬午优贡，朝考得知县。光绪十一年（1885），中顺天乡试。光绪十五年，考授内阁中书，后入张之洞僚幕。维新运动中，为“军机四卿”之一。刘光第，字德星，号裴村，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幼年饱受农家生活的艰苦磨炼，“意气卓荦，不以贫废读”。光绪四年（1878）应童子试，县令陈锡鬯奇其才，拔置案首，厚遇之。光绪八年，“四川乡试中式举人，是年北上应会试。”次年春，“试礼部，登进士，授刑部主事”^[2]。在做京官期间，刘光第目睹国步艰难，政事日效，心怀隐忧。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形势危迫，刘光第不顾个人身家性命的安危，大胆向皇帝上了一道痛陈变法维新大计的《甲午条陈》，请求皇帝“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下诏罪己，团结人心”；“严明赏罚，以操胜算”；“隆重武备，以振积弱”；《甲午条陈》充分表现出刘光第赤诚的爱国热情和改良主义思想倾向。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深重，杨锐、刘光第迫切希望皇帝维新变法，当年底，在杨锐多方努力下，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由给事中高燮曾递交光绪帝，并介绍康有为学问人品，请求皇上召见他。据陈鸾章《戊戌日记》闰三月初六日，光绪二十四年初，杨锐、刘光第联合在京四川爱国志士傅增湘、谢绪纲、王晋涵、李植等在四川会馆观善堂旧址成立“蜀学会”，宗旨是：“讲新学，开风气，为近今自强之策。”会员定期集会，讨论或演讲，所谈“不离乎西学”。为了研讨西学，培育维新人才，他们在蜀学会外，成立了“蜀学堂”，课程有中外政治、英文，聘请英文教习，购置西方图书仪器，随时观览。英文学成后，进入专门班，研习西方各门学问。据统计，报名入蜀学堂者73人，其中有功名者占71.24%，状元出身的翰林院编修骆成骧以及三位刑部主事、一位工部主事均报名参加学习。同年三月，康有为组织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保国会”，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以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在京四川维新志士积极参加保国会的活动，在186名会员中，四川有14名，占总人数7.5%。

保国会成立不久，杨锐等人又在京成立“保川会”，将保国与保家乡结合起来，具有更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虽然保国会、保川会在清廷顽固派的弹劾下涣散瓦解，但变法维新的时代潮流难以阻挡。同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实行新政，百日维新开始。六月十八日（8月5日），湖南巡抚陈宝箴向光绪帝推荐了刘光第和杨锐。七月十六日（9月1日）、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皇帝先后召见杨锐、刘光第，二人力陈变法维新对策。七月二十日（9月5日），刘光第、杨锐、林旭、谭嗣同被授予四品卿衔，著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正式参与新政。他们竟日批阅各种条陈奏章，草拟上谕，“忙迫亟矣”。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1898年9月24日），慈禧太后和封建顽固派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废除新政，杨锐、刘光第被捕，三日后，与林旭、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一道英勇就义。他们以自己的壮烈行为，谱写了变法维新、拯救国家民族的壮丽乐章。

杨锐、刘光第、宋育仁所代表的四川维新派所创造的光辉业绩，与成都尊经书院的精心抚育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