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尊经书院的创办及其在成都城市史中的地位

19世纪70年代，清廷洋务派中具有敏锐眼光和卓越才干的张之洞简放四川学政，给四川教育界带来了革新思想。他目睹闭塞、沉闷的四川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决心改革教育，振兴蜀学，磨砺人才。创办尊经书院是他教育改革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试图从更新四川教育入手，培育新学人才，根治腐败社会的痼疾。

据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川籍京官、工部侍郎薛焕丁优回川，“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这一建议引起具有改良思想的四川学政张之洞的注意，他以振兴蜀学、改革教育、培育人才为己任，鉴于“省城旧有锦江书院造就不广”，与总督吴棠联署奏准清廷，筹措资金，择地兴工，新建尊经书院。

光绪元年（1875）春，尊经书院落成，规模宏大，堂室宽敞，中门匾额“石室重开”四个大字，大门两侧有“考四海而为隽，纬群龙之所经”的对联，反映了尊经书院的办学宗旨和特色。尊经书院在张之洞的倡议下建立了尊经阁，收藏图书典籍和中西时务书报、挂图、仪器、标本。张之洞为鼓励尊经书院士子读书，弥补尊经阁图书匮乏的缺陷，他慷慨捐资，用自己的俸禄从外省选购各类图书1000余卷入藏。尊经书院还开设了尊经书局，刊印图书，陆续刻印百余部书籍，除传统经史、小学、舆地和学生的习作外，还刻印了部分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大大开阔了师生的眼界。

尊经书院按照张之洞读书、育才、绍先哲、起蜀学的办学方针，从师长的择聘，学生的招考选拔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制定，均极严肃认真。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督川，聘著名经学家王闿运为山长，五年（1879）来任。闿运精于今文经学，以经术、辞章教诲诸生。书院分经术、辞章两科，学生由学使选拔，在全川科岁两考中，选拔各府县名列前茅的生员入院学习，学生定额100名，不足额则举行甄别考试加以补充。书院首批100名学生是从全省三万余名生员中择优选拔。院生每月有膏火银三两。院内课税和考试制度严格，按月行使堂课，由山长主考，第一名给奖金银3两。定期举官考，由总督、藩台及成都知府轮番主持，第一名给奖金银10余两。

尊经书院特别重视师长的择聘。书院分东、西、上、下四斋，每斋设斋长一名，辅助学生（以诸生学优年长者充之）。山长总揽全院一切事务，下设襄校二人为助教，山长出缺，由襄校二人主持院务。山长由总督、学政礼聘，先后在书院担任山长、襄校、主讲的著名学者有薛焕、钱保塘、王闿运、薛华墀、伍肇龄、刘岳云、宋育仁、杜嗣兰等。(www.xing528.com)

尊经书院始终坚持笃学、崇实、戒浮的良好学风，以培养博学、通识致用之才为教学目的。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载，在教学内容方面，尊经书院反对将读书作为制艺八股应试阶梯，要求士子“首励廉耻，次励以读有用之书”。何为“有用之书”？张之洞提出：“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经、经济、诗、古文辞皆学也。”同时指出，通才和各类专才都是有用之才，应根据士子禀赋的不同，确立不同的培养目标，更易成长，“性有所近，志有所存，择而为之，期于必成”。他为士子指出读书门经：“凡学之根底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底在通经，读史之根底亦在通经，通经之根底在通小学。”此“小学”不是现代意义的小学，而是文字、音韵、训诂等学问。

尊经书院还要求学生抛弃门户成见，广泛吸收古今的一切有用的学问。张之洞认为“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辞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因此，学生应当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各门学问，博闻通识。与此同时，尊经书院又提倡疑古批判精神，敢于向成说挑战。初期山长王闿运为晚清今文经学家，他精习春秋微言大义，笃信公羊改制之说，又擅长庄周笔意，为文汪洋恣肆，曲直而达于理，其论著新颖而富有启发性，在他的影响下，院生廖平深研今古文经学，著有《今古学考》《续今古学考》等著作，力辩古文经为伪学，今古经为孔子真传，这些“脱骨改制”等著作为近代改良维新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武器。

为方便士子找到读书门径，专门编著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两书，广为散发。《书目答问》是张之洞为士子开列的阅读书目，共列举经、史、子、集各类图书2000余种，末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录》，以展示清代学术源流。《輶轩语》是张之洞在四川各府州县考之后，对各地生员所写的赏罚教戒之语，其中颇多读书成才经验之谈。为了保证书院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张之洞还为学生制定了十八条章程，规定学生要遵守“本义”“定志”“择术”“务本”“知要”“定课”“用心”“笃信”“息争”“尊师”“慎习”“善诱”“程功”“惜力”“恤私”“约束”“惜书”“释疑”等条规。

尊经书院一时人才辈出，佼佼者如廖平、宋育仁、吴之英、张森楷等，皆享誉海内。而杨锐在戊戌变法中坚守维新变法理念，甘愿流血牺牲，以身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