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史—城市进展及辖区变化

自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成都城市进入了急剧变化的时期，主要表现在：城市辖区的变化、市区的兴革、郊区市镇网络的形成。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抗战时期，市政规模扩大、市政建设发展、市区商业空前繁荣。1947年以后，由于国内战争和通货膨胀的加剧，成都城市迅速走向衰败，难以根治的灾难性结果，实际上预示了民国社会的危亡。

（一）抗战以前成都城市的扩展与演变

1.城市政区的变化。

清代成都府领三州（简州、崇庆州、汉州）、十三县（成都、华阳、双流、新津、温江、郫县、崇宁、灌县、新都、新繁、金堂、彭县、什邡县），嘉庆初与绵州、龙安府、茂州、松潘厅、懋功厅共辖于成绵龙茂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成绵龙茂道为川西道，成都府仍属之。

民国元年（1912）裁撤川西道，以府厅直隶省政。民国2年，恢复道制，废府厅州，由川西道管辖成都、华阳二县。民国3年改川西道为西川道。民国10年，将成都、华阳二县所属城区分出，合为一体，设立成都市政公所管辖，隶属省府。民国17年9月1日，改组成都市政公所为成都市府，正式建立成都市，属省辖市。

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统一四川军政，2月10日设四川省政府于重庆，7月15日又迁回成都，此后未再变动。同年，将四川划分为十八个行政督察区，原成都府所辖温江、成都、华阳、双流、新繁、郫县、新津、崇庆、新都、崇宁、灌县、彭县等十二县属于第一行政督察区，在温江柳城镇正式设立行政公署统辖各县；四川省则直辖成都、重庆二市。1939年10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重庆为中央直辖市（以后又称陪都）。成都仍为省辖市、四川省省会。同时，加强了专员对行政督察区的控制，推行新县制，分区设署，废局设科，合署办公。在县以下，划分乡镇，编制保甲，进一步完善了地方基层政权。

2.城市市区的变化。

自晚清开始，成都市区就在不断发生变化；到民国时期，市区的变化越来越大，城市规模、市政建设、工商行业、文化教育设施、居民住宅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清王朝的土崩瓦解，成都城区首先发生的变化是满城的消亡。辛亥革命发生后，成都宣布反清独立。满城旗兵万分惊恐，担心灭族之祸迫在眉睫。四川军政府为和平解决满城旗民问题，由副都督罗纶、通省师范学堂监督徐炯、四川高等学堂监督周凤翔与旗绅赵荣安、将军玉昆反复商谈，多方开导，终于达成和平解决满城和旗民问题协议。1911年12月23日，将军玉昆下令驻防满城的全体满蒙官兵向军政府缴械，并由军政府帮助他们自谋生计。1913年，四川地方当局下令拆除满城城垣，与大城合为一体。

民国时期，成都市区的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随着城市商业贸易、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区商贸设施、文化娱乐场所和街区范围也随之扩大。辛亥革命以后的20余年间，新辟的繁华商业贸易街区和商场达到六处，包括商业场、悦来场、新集路、昌福馆、交通路、春熙路。其中，商业场、悦来场（今锦江剧场）、昌福馆（今东风商场）是在1917年劝业场大火之后，以原址为中心扩建，新修店铺三百余家，较劝业场规模扩大一倍。民国元年（1912），成都名胜锦华馆被辟为新式商场。春熙路建成后，位于春熙路北段的锦华馆变为一条支巷。交通路北起青年路，南达西东大街，是民国15年新辟商业街区。市区其他服务性行业和公共设施为数也很多，茶馆、餐馆、食品、理发馆、鸦片烟馆等，遍布全市。据抗战前的1935年统计：成都商店合计17497家、茶馆599家，外东最多；饮食、食品2580家，北区最多；酱园259家，东区最多；屠宰、肉品行541家，南北区最多；浴室21家。

春熙路是民国13年（1924）至民国14年（1925）由四川督军杨森开发出的著名商贸黄金街区。杨森力挫群雄后，希望在市政建设方面有所创新，以取得市民拥戴。他与幕僚设计了修建马路、创办体育馆、通俗教育馆等计划。为了筹措建设资金，他将东大街前清按察使衙门拆毁，开辟出一条黄金商业口岸——春熙路，向商家兜售变卖。在卖掉这份官产的同时，杨森开始实施他的市政建设计划，指令市政督办王缵绪负责修路，首先拓展盐市口、东大街的街道。东大街虽是成都繁华街道，夜市久盛不衰，但街面狭窄、房檐过长的情况，与别的街道也差不多。从早到晚，行人拥挤难行。王缵绪派出大批民工挖路基、修马路，为了拓宽马路，强拆民房、锯掉过长的房檐。一时间民怨鼎沸，骂声不绝。号称“五老七贤”的社会贤达联袂前往督署请愿，反对拆房修路工程。杨森严词拒绝了这些人的要求，并发布命令：敢有对抗新政者，从严法办。于是，春熙路的兴建、东大街马路的开拓，得以在一片咒骂声中竣工。

有一成都文人，姓刘名师亮，以讥讽时政闻名，顷在小报上发表一联：

民房已拆尽，问将军何时开滚？

马路也捶平，愿督办早日开车！

这副对联以巧妙、诙谐的双关语抒发了成都市民对杨森采用暴力推行市政建设的愤懑情绪，一时之间轰动蓉城。杨森严令搜捕，刘师亮连夜逃出成都避祸。

新开这条南接东大街、北连总府街的商业大街取名“春熙路”，是一位前清举人双流江子渔先生想出来的，意在赞颂杨森给成都带来了春风和暖的日子。

这些新式商场和商业街区的建成，使成都形成了以东大街、春熙路、总府路、提督街、盐市口为城市商贸中心的新布局。

（二）城郊场镇商业网络的形成

近现代成都城市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城郊场镇网络的形成。根据今人统计，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成都、华阳、双流、温江、新繁、金堂、新都、郫县、灌县、崇庆、新津、邛州、大邑、蒲江、彭县等15县场镇数量呈现快速增长，从195个发展到370个，增长率为89%。如此众多的场镇密集成都平原，每场之间，间距短者，两三公里；间距长者，五六公里。各场镇人口，少者数十、百户，多者数百、上千户。

民国时期，成都城市规模的扩大，城郊场镇市场的增多，为各地农副业产品、手工业品和城市消费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易市场，成为成都城市经济的重要依托，也是成都农村地区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显著标志。

（三）抗战期间成都城市的变化

抗战时期，东北、华北、华东国土相继沦陷，东部人口、企业、学校、科研机构、政府机关纷纷内迁，成都成为内迁重点城市。数年之间，城市内外，内迁工厂、学校和各种机构甚多，外来人口也与日俱增。成都原有的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市政建设、公用设施和城市管理等方面均不能适应这一形势，迫使省、市政府部门重视成都城市建设，加速了成都城市近代化的过程。城市规模日益扩大，早已突破原来的市区范围，旧有的辖区名存实亡。

1.市政规模的扩大。(www.xing528.com)

1944年奉命废镇设区，先将城内24镇合并为8区。按照三镇合一区的原则，第一区包括东大、长胜、诸葛三镇，第二区包括总府、骆公、庆云三镇，第三区包括南大、光华、光大三镇，第四区包括明远、安乐、君平三镇，第五区包括少城、平安、仁厚三镇，第六区包括实业、西大、黄蒲三镇，第七区包括五岳、天府、北大三镇，第八区包括莹华、太平、中市三镇。1945年6月，又将新增市区与原市属附城数镇合编为六区，编组情形如下：原外东紫东全镇与华阳县划入的新东郊各保改编为第九区，原水津、大安两镇与华阳县划入的白塔寺各保改编为第十区，原得胜全镇改编为第十一区，原外南万里镇同新接收区改编为第十二区，原江源、青羊两镇及新接收区改编为第十三区，原万里镇与新接收区改编为第十四区。

2.市区街巷的增加。

抗战期间，东部人口大量聚集成都市区和周遭各县。市区建设处于飞速发展期。市区的扩大、商品市场的激增、居民住宅的大量增加，为急剧增加的常住和流动人口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条件。抗战时期，随着商业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形成了六处繁华的商业中心：商业场、新集商场、悦来商场、昌福馆、交通路、春熙路。市区增修的街道包括两个主要的街区：一是由少城（原满城）增修的靖国路、同仁路、城根街、祠堂街、长顺街、锦江街、包家巷、方池街、小南街、支机石街、泡桐树街、实业街、魁星楼街、吉祥街、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永兴街、将军街、东胜街、西胜街、斌升街、桂花巷、仁厚街、商业街、长发街、黄瓦街、过街楼街、半节巷、槐树巷、东门街等；二是由大城增修的华兴东街、东新街、建业里、章华里、大亨里、三多里、玉成里等，共计增修50余条街道。这些街道的增修，为抗战时期成都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众多的常住和外来人口提供了基本生活条件。

3.市区商业的繁荣。

抗战期间，成都市区和郊区集聚了大量外来人口，衣食住行的需求急剧增加，给成都商业贸易带来空前的繁荣兴盛。

据40年代中期的统计：成都市区商店总数共计28480家，与抗战前相比，净增15167家。城市商业形成以春熙路为中心，北接总府街、商业场，延续到提督街，南接东大街，形成一个繁盛的商业闹市区。商业贸易活动的空前活跃，极大刺激了金融业的兴旺，银行、钱庄密布市区，约计七八十家。银钱、期货的投机活动也应运而生，如安乐寺的黄金、白银、纸烟市场，东大街沁园的棉纱市场，大安市的米市，城守东大街的匹头市场，正娱花园的黄金市场，都是军阀、官僚、实业家、商人利用手中巨额财富从事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乐园。与此同时，成都城市房地产业也进入黄金时代，以春熙路为例，抗战中期，地价扶摇直上，暴涨到寸土寸金的水平。一个单间铺面，租金高达黄金数十到一百两。

抗战期间，因法币贬值，安乐寺金融市场投机赌博之风盛行。商家均以商品期货作赌注，大搞买空卖空。1943年，国民政府开放黄金市场，从事金融投机的商家纷纷在安乐寺开设黄金交易所，河南帮的王海山、张瑞丰、魏延甫，山西帮海通字号的吴明甫，陕西帮天乙福字号、天成亨金号、祥兴金号，浙江帮的杨庆和、宝成银楼均展开角逐，黄金交易主要以南北各省金条、金圆、金饰、沙金、矿金为角逐物，每天交易额大约二三千两。国民政府开办黄金储蓄以后，黄金市场掀起买空卖空的投机狂潮。与此同时，银圆交易也以川版作赌注，赌客主要是钱贩子、钱滚子。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公债后，大量美钞流入金融市场，安乐寺又开辟出美钞市场。此后，香烟、百货、新药、染料、黄金、银圆、美钞都在安乐寺买空卖空，参加交易的人也越来越多，据估计，经常做这种买卖的大约在千人以上。许多人在金融投机活动中失败，破产逃亡或自杀身亡，报端时有所闻。

（四）40年代末的成都城市状况

1.城市的不良景象。

抗战以后，国民政府为了筹集国内战争军费，实行竭泽而渔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最终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成都城市经济处于全面崩溃之中。三十余万城市居民忍受着沉重的生存压力，在死亡线上挣扎，成都城市建设也陷入绝境。当时的顺口溜说：“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工商企业大多歇业，连所谓“三根半烟筒”也不冒烟了，只有二三十部小轿车和一些军车在尘土飞扬的石子街道上耀武扬威。满街可见凄凄惶惶的城市平民，以及苦力拖拉着破旧黄包车和板车在痛苦地挣扎。

从成都城市现状看，只有春熙路、东大街、东西御街到祠堂街才有一点像样的大街。城市中心的皇城一带（今四川展览馆、天府广场到红照壁一带）全都是弯曲狭窄的陋巷和拥挤不堪、东倒西歪的竹编粉壁街房，连皇城城门洞外的两个大石狮子也被棚户的竹席所淹没。从皇城城门洞进去，直到至公堂，全是横七竖八、望不到头的棚户区，这是数万无业流民用废旧物品随意搭建的栖身之所。再往后面去，就是皇城坝（原来的蜀王府宫殿区）全是三教九流汇聚场所，有耍把戏的、卖打药的、摆赌盘的、看相算命的，还有其他各种专门从事欺诈的，所以成都人又把皇城坝称之为“扯谎坝”。在皇城坝的东西两面，也都是乱七八糟的棚户区，无边无际。东面有一个高达20余米的垃圾山，是多年没有清除过的城市生活垃圾和煤渣，俗称“煤山”，臭气熏天，是疾病和瘟疫的发源地。再往北走，就是后子门一带，俗称“小市”，无业游民和大量妇女就聚集在这里，希望找到临时工和当家庭保姆的机会，许多流氓、阿飞、拉皮条的掮客也乘机在这里活动。命运好的妇女可能到大户人家做娘姨，年轻妇女若遇流氓阿飞，只有受骗上当，被糟蹋玩弄后，还被卖到妓院里，没有出头之日。这一带还有许多破败的鸦片馆，每家只有几张席子，专供一些下力人在这里消耗可怜的血汗钱。

2.城市环境恶劣。

由于城市水利工程废弛多年，城里的一条御河和一条金河都变成了臭气熏天的烂泥沟。那里蚊蝇滋生、垃圾腐烂，成为瘟疫发源地。有一年成都霍乱流行，死亡人数成千上万，最早发作的病人就生活在这一带。由于内外江河道多年失修，每年夏天洪水泛滥，金河率先进水，使东南城区成为一片汪洋，许多城市贫民窟轰然倒塌，男女老少死于洪水；或者家计荡然，流离失所，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

民国36年（1947）盛夏，川西地区连续数日的暴雨，造成了成都特大洪水。7月7日，外西百花潭等处河道，水位骤增一丈六尺左右，沿河百余幢房屋被洪水冲毁，青羊正街、横街水深数尺，十二桥、晋康桥、宝云桥、小桥等处桥梁荡然无存，附近树木、围墙全部倒塌。被淹没的街道有春熙路南段、总府街、南纱帽街、东马棚街、东城根街、西糠市街、盐道街、东桂街、干槐树街、布后街、祠堂街、庆云南街、惜字宫南街、贵州会馆、三槐树街、羊市街、青龙街等二十余条。《申报》1947年7月12日对成都洪灾的一篇专题报道写道：

建筑百年的安顺桥和六十余年的万福桥，俱为洪水淹没冲毁，其余大小桥梁冲毁六十余座。不及走避的沿江居民千余人随洪水作波臣，一切财产尽为巨浪卷席一空，造成六十余年空前第一次大水灾……豪雨迄五日始告截止，但市区仍成一片泽国。记者登城楼鸟瞰灾情，但见四野茫茫，洪浪滔滔，被冲毁的房舍、家具什物、尸骨、牲畜，以及沿江仓库中储藏的盐、煤、木柴、货物，滚滚逐波而下。灾民扶老携幼，栖栖惶惶，争登高处避水，刻画出洪水的恐怖惨景。7日洪水渐退，记者再到灾区查勘，昔日繁盛游乐之区，仅剩荒烟乱草，一片瓦砾……倾家荡产的灾民。呼天抢地，痛哭流涕，惨绝人寰。

3.社会治安恶化。

随着成都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军阀、官僚、恶霸、袍哥、土匪、地痞、流氓、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以及社会渣滓也大量混入其中，城市治安环境日益恶化。最为典型的是，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袍哥势力。成都袍哥各树一帜，公口（码头）就有一千余个。其中，不乏名噪四方的典型人物。有横行川南的邓叔才，有北路的“总关火”马昆山，有人称“倒插野鸡翎子”的龚渭清，有“八方搁得平”的陈俊珊。他们凭借地方恶势力，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称王称霸，横行无忌，为所欲为。其次，由地痞流氓纠合起来为非作歹的土匪、恶霸势力，也成为成都社会的公害。如城市东门的黄亚光，西门的徐子昌，北门的银运华，西南门的蒋浩澄，他们各自拥有一帮流氓、恶棍，杀人越货，强占民产，贩毒走私，投机倒把，还肆意敲诈商家、银号，无恶不作。他们的存在，严重威胁着成都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黑恶势力的急剧膨胀，使城市失去了健康和活力，迅速走向衰败；同时也说明，民国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预示着它必然要被新的社会所取代。

【注释】

[1]乔曾希、李参化、白兆渝：《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2]（清）同治《成都通览》卷一“场镇”所叙十二场镇与《成都通览》不尽相同，计有：驷马桥、天回镇、三河场、金家场、青龙场、崇义桥、两路口、太平场、复兴场、青羊场、苏坡场、马家场。

[3]《锡良遗稿奏陈川军情形折》，转引自《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