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消费生活：餐馆数量惊人，多姿多彩！

与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变化形成对照的是城市消费生活的新旧并存、多姿多彩。高收入家庭追求时尚、温馨；低收入家庭以维持温饱为基本需求。

（一）餐馆、小吃

城市中饮食、餐馆数量惊人，据《新新新闻》1935年统计：高达2398家，以城北最多。著名南堂餐馆、荣乐园、竟成园、姑姑筵、努力餐、静宁饭店，均以烹制时鲜名菜、中西大菜著称。中式餐馆分为承包宴席、门市营业（亦称南堂）与随堂便餐三种。包席以正兴园较早，初创于同治、光绪年间，坐落在棉花街卓秉恬宅内，其业务只限于承包宴席，不设门市。宴席有烧烤、鱼翅、海参三等，并善作满汉全席。因制作精良，预定应接不暇，常有一二百席；不管预定多少，均能保持精品质量，绝不苟且、敷衍。因此，一直肴味如一。其次，著名包席酒家还有复义园、西铭园、双发园。

清末民初继起经营者有布后街的荣乐园、商业场的一品香、菜羹香，还有华兴街的聚丰园等，均能承包宴席，兼营门市。入民国后，又有会府南街荐芳园、包家巷的姑姑宴、少城公园的静宁饭店、中暑袜街的哥哥传等相继而起。菜式也有改进，食客厌于油腻过重，间用蔬菜入席，席面菜肴品种亦多创新。抗战初期，京、沪、广、苏、浙中西餐馆迁入成都者渐多，与本地餐馆形成竞争之势，川菜馆亦能取长补短，菜肴呈现丰富多彩，外地餐馆也虚心学习川菜馆长处，赢得本地食客等喜爱。

由于成都城市人口众多，餐饮业中随堂便饭更适合众多食口。随堂便饭多餐馆中，创办于清代的福兴街竹林小餐，民国时兴起的北新街精记饭馆，华兴街的荣盛饭店，东大街的李玉兴、香风味，走马街的乡村饭馆，祠堂街的不醉无归小酒家，以及邱胡子饭馆等稍有名气。此外，祠堂街的努力餐，为车耀先所开办，有特制鲜肉饺子，体大馅多，定价当二百铜圆一枚，为重体力劳动者喜爱。北门外万福桥头陈麻婆豆腐，色香味绝佳，价廉物美，无论贫富，皆能享用。

成都小吃，大致分为两类：一为大块蒸肉、碗蒸肉与烧腊摊；一为小食摊、店。稍有名气的有：锦江桥街东端广兴店的金丝切面和牛肉肺片、提督街西口的夫妻肺片、暑袜南街东口喜胖子的五香卤肚和砂仁炖肘子、东大街夜市的涮羊肉、青石桥北口东端的嘉定棒棒鸡、荔枝巷钟姓水饺、梓潼桥南街西端的式式轩包子、三桥南街的吴抄手、暑袜街的矮子抄手、梓潼桥街稷雪的牛肉面点、提督街大可楼的海式包子、总府街冠生园的各种点心与卤鸽、同街畅和轩的风鸡风肉、华兴街盘飧市的葱烧鸡、守经街南端的陈包子、骡马市街的厨子抄手、长顺中街治德号的粉蒸牛肉、红庙子街张阿喜的烧鸭子、提督东街福禄轩（其门小如鼠穴，有人戏称耗子洞）的烧仔鹅、皇城坝各清真馆的卤羊尾、东西御街的两家王胖鸭、东玉龙街金玉轩的糍粑醪糟、粪草湖街的沙胡豆、盐道街蜜桂芳的花生糖、顺城街司胖子的花生米、铁箍井朱姓的米花糖。糖果点心铺驰名者，仅有商业场的味虞轩、总府街的老稻香村、冻青树街的协盛隆等号。

至于西餐馆，清末宣统时在新建的商业场开办了一家春、第一楼、楼外楼、可园、金谷园等，民国13年（1924），在总府街开办了海国春，营业时间不长。抗战时期，在春熙西路开办了稍具规模的西餐厅撷英餐厅。至于后起的耀华西点，既经营中西糕点，后又兼营餐馆业务。

（二）茶馆（铺）

清末民初，成都稍具名气的茶馆有：文庙街的瓯香馆、粪草湖街的临江亭、山西馆街的广春阁。此外，有中东大街的天禄阁、下东大街的文泉阁、北打金街的香泉居、鼓楼北一街的芙蓉亭。据民国24年（1935）《新新新闻》统计：成都全城有大小茶馆599家，以外东最多。厕所1209所。几乎每条街道都有一二家茶馆。为方便茶客如厕，也几乎有茶馆必有厕所。抗战时期，城守东大街新开的华华茶厅，可容上千茶客，因此喧嚣之声不绝于耳。商业场的二泉茶社几案精致、整洁，并供应各式点心。成都茶馆所售盖碗茶，茶叶多为成都茉莉花茶，也有云南沱茶、本地绿茶。很少用安徽红茶、浙江绿茶。成都茶馆有一习俗，路人无钱买茶，又饥渴难耐，默许饮用茶客人走后留下的剩茶，执壶幺师愿做善事，替他续茶、冲开水，名之曰：“吃加班茶”，茶馆老板亦不问。成都茶馆全川茶馆均用盖碗茶具，一套三件：茶盖、盖下之碗、碗下之船。

【注释】

[1]参见西禾《成都历代城市人口的变迁》，《成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2期。

[2]马尼爱：《戊戌时期法国人眼里的成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

[3]汪敬虞、孙毓棠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4]马尼爱：《戊戌时期法国人眼里的成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

[5]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重庆工商史料》第1辑，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稿》，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年。

[6]刘东父：《清代成都木刻书业和外省书商的发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7]刘东父、周询：《四川兵工厂、造币厂的创立》，《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

[8]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9]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10]参阅陈祖湘、姜梦弼：《成都劝业场的变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11]张达夫：《清末的“维新变法”在成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12]据高王凌《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中“四川各州县的场市数量”统计。19世纪上半叶的总数，以嘉庆数为基数，缺项由前后时期数补入。20世纪初的总数，以光绪数为基数，缺项由前后期数补入。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集》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www.xing528.com)

[1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14]谢放、王永年：《近代四川市场研究》，《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15]陈祖武、姜梦弼：《成都劝业场的变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16]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17]一般以十月为限，若到期无款赎取，可另换新票，再定期限，并付全年息金，名曰“销利”。若期满仍不能赎，即算“死当”，实物由典当铺处理，公开拍卖，收回本利。

[18]西禾：《成都历代城市人口的变迁》，《成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2期。

[19]施居父资料中所列1934年人口438995人与1933年相同，可能有误。又，《四匪祸的科学记录》中，成都警备部、市公安局、市政府自调查数分别为：440895人、598691人、302895人，歧异甚大。笔者将此三个统计数与1933年和1935年统计数略加比较，即知后两个统计数可能性太小，因此选择第一个统计数。

[20]神田正雄：《四川省综览》，昭和11年（1936）10月东京株式会社共荣会，第二卷第一章。

[21]《民间意识》1936年2、3、4期，第22页；《四川月报》5卷3期，1934年9月；《全国银行年鉴》，中国银行经济研究所编；1935年，俞鸿钧：《中国省地方银行概况》，1935年。

[22]乔希曾、李参化等：《成都市政沿革概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23]据西禾《成都历代城市人口的变迁》（载《成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二期）统计，民国初年成都城市人口为30万左右，30年代为40多万，抗战时期为80余万.

[24]《成都长机帮〈织锦业〉工人运动史略》，成都市总工会工人运动史研究组编：《成都工人运动史资料》第二辑，1983年。

[25]蜀锦史话编写组：《蜀锦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6]成都市总工会工人运动史研究组编：《成都工人运动史资料》第二辑，1983年；第三辑，1984年。

[27]杨忠义：《从抗战前线疏散内迁的工厂》，《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28]陈祖湘、姜梦弼：《成都劝业场的变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29]姜梦弼：《成都春熙路和俞凤岗》，《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油印本。

[30]以上均见陈祖湘、姜梦弼：《解放前成都最大的投机市场——安乐寺》，《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油印本。

[31]《重庆海关1922－1931年十年调查报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

[32]李楠等：《回顾历史教训，狠抓四川纺织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33]《民国时期成都金融实况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