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工商业的特点-民国时期，城市商业畸形繁荣

民国时期，在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战乱频仍、金融体制混乱的历史条件下，成都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与晚清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盛情况相比，实际上处于停滞和缓慢发展状态。这一时期工商业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城市工业仍以手工业为主

如染坊街的骨、角、竹、木器业，福兴街的帽铺、三倒拐的鞋铺、昌福馆的银匠铺，科甲巷的绣花铺，等等，无处不表现传统手工业的特色。称得上近代机器工业的企业，仅有小型电灯厂3家，铁工厂3家，半机械化的纺织厂5家，肥皂、火柴、皮革厂8家，设备极其简陋，生产规模很小，仅能供应本地部分需求。具有悠久历史和精湛技艺的成都丝织业，同川南嘉定、川北顺庆一样，“在使用现代机器方面没有急起直追。从而四川的丝缎、绉绸、茧绸及其他丝料在质量和花色上仍逊于杭州出品”^[31]。光绪间成都有机房2000处，织机万余架，机匠4万人，产品占全川70%。1936年，成都丝织机房开业者仅350余家，开工织机仅970余台，机工仅1700余人。^[32]成都棉织业在民国23至24年（1934－1935）约200余家，由于外来洋布的销川，1937年停业100余家，开工者仅70余家。在成都商品市场上，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占据主要地位，工业品，特别是生产资料的贸易交流很少。

（二）城市商业的畸形繁荣

自春熙路建成后，成都市面呈现繁荣景象。这一繁荣景象并非成都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而是军阀混战、割据的特殊原因所造成。军阀们通过横征暴敛，铸造伪劣通货，滥发公债，征收鸦片课税，摧残社会经济，促使城乡人民破产；与此同时，他们将巨额社会财富用于城市挥霍消费，并在城市进行金融和商业投机活动，因此，在成都商业中，城市投机性商业和金融业畸形发展，生产资料的流通则十分稀少。(www.xing528.com)

成都商业的繁荣，主要集中在投机性商业和金融业。以春熙路和安乐寺市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金融投机网络。民国时期，先后开设银行、钱庄七八十家，大部分均为各派军阀掌握。“三军”统治时期，在有确切统计资料的75家银行、银号、钱庄中，属于各派军阀系统的共33家，其中28军占据17家，24军占据13家，其他军系统占据3家。^[33]为数众多的银行、银号、钱庄利用大量的社会游资，从事金融业和商业投机活动。如安乐寺的黄金、白银、纸烟市场、东大街沁园的棉纱市场、大安市的米市、城守东大街的匹头市场、正娱花园的黄金市场，都是大宗投机性交易市场。成都商品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谋取暴利的军人、富商和哥老会首领所掌握，呈现变化莫测和极度不稳的状况。

（三）商贸市场的过剩与不足

正常的商业贸易受到商品生产发展不足、工商资本薄弱、战争影响和与外界进行大宗贸易的极度困难诸因素的限制，商业全部资金仅约500万元，全年交易额不过2000万元。商品交流范围很小，主要销售本地和邻近地区。据30年代《中央银行月报》统计：成都全年进口货物约值1600万元到1700万元，出口货物约值1200万到1300万元。进出口总额约3000万元左右。输出商品仍为本地传统土货，作为原料和初级产品出口，商品价值很低。本地名产如蜀绣、同仁堂中成药、华胜三江皮鞋等，虽然生产技艺和产品质量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但仍为手工业生产方式，未发展为机器生产，产量不高，无法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大宗商品。输入商品中，某些商品如洋纱、外国衣料和被面等，由于同类国产商品价格稍低，质量与洋货不相上下，销售数量减少。但外国印染布匹，如细麻布、细斜纹布、充绸布、充绸斜纹布等，行销畅旺。1925年开始，城市富裕阶层对人造丝织物、毛织条纹呢需求增加，销量稳步上升。吸食纸烟已为城市风尚，外国所产各种牌号，各级货品都有主顾。精制白糖，因质量远胜本省所产白糖，销路看好。民国14至20年（1925－1931），由于成都市区和周围地区公路的建设和街道的拓宽，促成了机动车的销售，当时输入摩托车593辆和脚踏车73辆，有半数在成都和成都附近行驶，这又促使汽油和轻汽油输入量的增加。此外，手电筒、钟表、照相器材、乐器和缝衣针输入量也在逐渐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