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工业发展及特点

民国时期，由于四川对外贸易中心重庆的逐步繁荣，四川商业重心进一步东移，成都作为四川传统商业中心的地位大大削弱。加之，自1917年成都巷战揭开的四川军阀长期战乱和抗战以后全面内战，严重摧残窒息了成都商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城市人口数量的激增^[23]，造成消费品生产和销售畅旺；某些历史年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增加，也不同程度地刺激了成都商业的复苏。

（一）城市工业

在成都商品生产中，以传统手工业为主要行业的轻化工业占居主要地位，动力、机械工业虽有较大发展，但始终处于次要地位。

1.手工业和轻化工业的发展。

据有关资料统计：成都传统手工业和轻化工业在民国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兹列举有代表性的行业简述如下：

（1）长机帮。1935年统计共有开业机房350余家，开动织机971台，有工人1712人，年产丝织品48000余匹，其中锦缎14800余匹，织锦被面9260床。有的机房已相继改产丝毕叽、丝贡呢等仿洋织品。抗日战争开始后，洋货来源锐减，国内需求剧增，成都丝织业发展较为迅速。据1943年统计：开业机房增加到1300余家，其中织锦机房约为900家，开工机器3000余台，生产工人6000余名，年产丝织品8万余匹。^[24]

抗战期间，成都的产品种类数量均发生变化，主要产品有：花缎、三纺缎、宁绸、中生纺、绉子、金丝缎、金丝寿被、锦缎被面等几种。但是属于高档产品的金丝缎、金丝寿被仅生产110匹，属于低档产品素缎、锦缎被面却生产了近20万匹，这说明，蜀锦开始服务于大众，而不是少数人。^[25]

（2）印刷业。迄止1936年，成都共有印刷企业16家，资本额少至数千元，多达400万元，一般均在数万元。每厂工人数从数十到百余人。抗战时期，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成都主要印刷业增至13家，资本总额达10余万元，工人1000余名。^[26]

（3）棉纱织业。迄至1935年，尚有手工棉纱织机房30余家，资本大都在500元左右。稍具规模的棉纱织企业共8家，资本额低者3000元，高者3万元，一般在1万元左右。工人数每厂数十人，个别厂达到150人。这些企业中，拥有蒸汽动力机车者甚少，多数仍为手工操作的铁轮机或木机。营业额共约13万余元。

由于东部工业的内迁，抗战期间，成都纺织工业得到极大发展，本市和沿海内迁裕华、申新、宝星、大昌、大经、中和等五个纺织企业在成都建厂，共有纱锭13300枚，布机近200台，每年为西南各省提供棉纱近万件、棉布近百万米，保证了战时人民的需要。以裕华、申新为例：

裕华纱厂系湖北武昌裕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六个企业之一，裕大华公司迁川建立重庆裕华纱厂，后于1941年在外东三官堂建立成都裕华纱厂，拥有纱锭5000，布机100台，熟练工人600余人。工厂实行严格的生产管理，每枚纱锭日产量为0.7磅，每台织布机日产量60－80码。工人实行日夜两班工作制，每班工作12小时，每10天休假一次，并遵守严格的厂规。对职工实行各种奖励制度，以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该厂生产的棉纱商标“金飞鸟”、棉布“天马”，由于质量属于上乘在市场上十分畅销。

申新第四纺织公司于1938年从汉口分迁四川和陕西，在重庆和宝鸡设立分公司。1942年，设立成都分公司于东郊三瓦窑，次年投产，有细纱机13部，每部400锭，共为5200锭；铁木织布机共计60部；男女职工600余人，每月生产棉纱40－50件（每件40瓶，重420磅），每月生产棉布约1500匹左右，主要品种为劳动布、芝麻呢、棉白布。棉纱和棉布质地良好，深受顾客欢迎。^[27]

（4）日用化工企业。成都日用化工企业主要包括火柴、肥皂、制革业、造纸、燃料、肥料、玻璃、药品、酸碱等类。1937年以前稍具规模的约有12家，抗战时期增加至49家。具体情况是：据1936年统计，成都有酸碱厂3家，火柴厂2家，稍具规模的肥皂厂4家（26家小制皂厂未计）、制革厂5家（200家小制革厂未计）、玻璃厂1家。每厂资本在数千至数万元，产品种类、数量均不多，主要销售本市及临近州县，少数产品远销外省。每厂雇工数从数千到数百人。据1942年统计，全市有火柴厂2家，制革厂4家，玻璃厂4家，动力酒精厂10家，代汽油厂2家，墨汁厂1家，硫酸厂1家，鞋油厂1家，化工厂9家、骨粉厂1家。1945年统计，又增加制药厂6家、造纸厂1家、皂烛企业7家。由于战时资本和劳动力的集聚，抗战期间，成都日用化工企业经营规模普遍扩大，资本额有高达数百万元者，也有低至数千元者，而以拥资数万元者居多。日用化工企业生产所需原料，如粮食、牛、羊、猪皮、竹、木、油脂等取给予川西广大农村，来源丰富。产品除酒精、皮革等大量运销各省外，玻璃、火柴、肥皂、鞋油、骨粉等均供应本市及邻近地区居民。产品随需求不同而呈现变化。1940年以生产药品、火柴、化学工业品、皮革为主，1942年则以生产酒精、玻璃器皿、血清、骨粉等为主。

（5）食品与卷烟工业。抗战以前，四川食品与卷烟均为手工业生产，规模小，作坊多，主要供应本市所需。仅有1933年开办的青阳造冰厂，拥有10万元资本，采用机器生产，年产冰砖90万磅，汽水180万瓶。抗战时期，成都食品工业有较大发展，主要集中于碾米、面粉、制冰、酿造、糖果等业，卷烟工业则是抗战期间迅速膨胀起来的消费品工业。根据1945年3月统计，共有食品工业7家、制冰厂1家、酿造工业16家、糖果糕点企业4家。其所产食品，主要供应市区人口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卷烟工业的发展根据1944年的统计，全市共有卷烟厂32家。卷烟工业大发展的原因是由于制烟原料取给予成都附近地区，供应方便；全省吸烟人口激增，销路畅旺；加之开设烟厂耗资不过1万元，生产设备简单，盈利较高，风险很小，因此，卷烟业为投资者所热衷。

2.大机器工业。

民国时期，成都大机器工业发展缓慢。据民国24年（1935）统计，成都大机器工业主要有如下几家：

（1）成都兵工厂。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办，主要使用四川机器局原有设备，下设枪厂、弹厂、修理厂、硫酸厂、制药厂，工人2000余人，主要生产枪炮、弹药，民国14年（1925）以后，一直为各派军阀争夺。

（2）成都造币厂。清光绪三十年（1904）开办，使用进口造币机器，铸造五角辅币厂洋，工人1000余人。

（3）启明电灯公司。该公司自清宣统元年（1909）开办以来，成为全市主要供电企业，资本总额80万元，共计3万股，有1000千瓦发电机一部，年发电量100万度，有工人200余人。

（4）省立工学院实习工厂。创立于民国2年（1913），为省工学院附属工厂，资本3万元。有日本式瓦斯机1部，10匹马力元车6部，插车1部，成型机1部，刨床1部，切齿机1部，钻床1部，价值2.5万元，有工人30余人。

（5）光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9年（1930）创办，资本总额10万元，主要业务为发电。总厂有30匹马力发电机2部，20匹马力柴油机1部，25匹马力瓦斯机1部；分厂有16匹马力瓦斯机一部。机器总值6万元。年发电量20万度，有工人40余人。

（6）兴业水电厂。民国20年（1931）开办，资本总额50万元，有水力发电机1部，水轮车5部，旋增至10部，每部50匹马力，年发电量50万度，有工人60余人。

（7）合众机器厂。民国23年（1934）开办，资本1万元，主要修补汽车和制造机器零件，有工人30余人。

（8）鸿安机器厂。民国25年（1936）开办，资本总额6000元，生产煤气引擎，工人30名。

（9）建华机器厂。民国25年（1936）开办，资本总额4万元，生产各种工业的基本机器，年产200部，工人80名。

抗战时期，成都大机器工业有很大发展。据1945年3月统计：电气工业1家，机械工业20家、五金工业3家、矿冶工业2家、建材工业3家，但仍未能改变成都工业的基本面貌。

3.抗战时期成都工业总的情况。

（1）企业总数和近代化程度高于历史上任何时期，进步十分明显。

（2）以化学、食品、印刷、纺织等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发展不足，仅有8家五金工厂和启明电灯公司。

（3）企业资本拥有数不等，最多为数百万元，最低为数千元，一般为数十万元；原料大多就地取给，来源丰富；企业劳动力亦来自成都附近州县贫苦农民，工资低廉。因此企业经营方面具有资金少、成本低、劳动力密集的特点。

（4）企业由于经营规模小，产量不大，除酒精、皮革、卷烟等运销各地外，其余如玻璃、化工、机械、火柴、面粉、布匹、鞋油、骨粉、血清等，多为本市人民生活所需，因此企业缺乏外向竞争力，市场狭小。(www.xing528.com)

（二）城市商业贸易

1.商店统计。

民国时期的成都商业，主要是消费性商业有很大的发展。据1934年资料统计，成都商店合计数为17497家，其中大多数商店经营生活消费品和提供多种服务，只有少数商店经营生产资料和部分文化用品。各类商店除经营本市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和四川地区生产的土特产品外，还有大量南北各省商品荟萃销售。成都城市商业的消费性是很明显的。

抗战时期，成都成为后方重镇，由于人口的激增和军需民用的日益增长，城市商业进入兴盛期，商店总数和经营范围较战前扩大。根据有关资料统计，40年代中后期成都商店共计28480家，与抗战以前相比，净增15167家，增加幅度最大的是生活消费品和服务业，这是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的必然结果。其次是纺织品、文化用品和金融业，它反映了地处西陲的成都，虽在生产资料产销方面落伍于陪都重庆，但受到战时需求的刺激，在恢复和发展传统轻工业和文化产品市场方面，出现了良好的势头。而民国时期，金融货币体制的混乱，以及国民党实行的通货膨胀政策，则促使成都商业、货币市场出现病态繁荣。

民国时期，成都繁华兴盛的几个商品市场，集中反映了成都城市商业的时代特色。繁华的商业区集中在东大街、盐市口、总府街、提督街、春熙路一带。

2.商业场。

商业场系清末开办的劝业场。经民国6年（1917）大火后，在原址重修扩建规模更大的商业、悦来和新集路三大商场，新修店铺300余间，较原商业场扩大一倍。三场主要经营地方名产、京广、苏广货和洋货等，突出的特点是时装、中西大菜和日用百货。因受军阀掠夺压榨，三场于二三十年代先后为地方军阀资本控制；又遭大火，商业走向萧条。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东部商业资本内移，三场匹头百货业占据商家半数以上，匹头铺的刘万和、京货局的敬益增各以富丽堂皇和货卖堆山取胜。其他如广和参、张源记、东亚、荣锦章、乾升通、丽都等均持盈保泰，根基雄厚。百货业的马旭梁以擅长商战、自吹自擂压倒同行。

抗战以后，金圆券、银圆券等货币迅速贬值，物价以天文指数上涨，给三场商业致命打击，商家大半破产倒闭。^[28]

3.春熙路。

春熙路系军阀杨森兴建于1924－1925年，分为东西南北四段，其中北段居各段之首，街侧均为一楼一底铺面。它是解放前成都商业中心。自1925年开始，春熙路陆续为本市和外省商家聚集。春熙北段先后开业的著名商店有：胡开文笔店、太平洋理发厅及浴室、稻香村糖果铺、漱泉茶楼、蜀达照相馆、商务印书馆、上海及时钟表公司、大光明钟表公司、天成亨金号、宝成银楼等。图书、钟表、照相、银楼均属江苏浙江商家，形成江浙帮。春熙南段开业的著名商家有北京达仁堂药铺，与北段开业的恒和、谦益、恒丰三家参茸庄形成北京帮。本省商家经营的商业，也陆续开业，形成四川帮。兹将1925－1934年十年间在春熙路先后开业的商号、店铺，按行业列举如下：

银楼业：宝成银楼、凤祥银楼（以上均为江浙帮）、天成亨（陕西帮）；

眼镜钟表业：及时钟表公司、东方眼镜公司、大光明钟表眼镜公司、亨达利钟表行（亨达利为川帮，其余为江浙帮）；

图书业：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东亚图书公司、广益书局（以上均为江浙帮）、新学社书局、新潮书报社、（以上均为川帮）、新时代书局、东亚书局、泰东书局、震东书局（不详）；

中药业：达仁堂、恒和参茸庄、谦益参茸庄、恒丰益参茸庄、益康参茸庄（以上均为北京帮）、益州参茸庄（山西帮）；

百货业：协和百货行、宋锦武、丰泰恒、福臻、新民、精华、德华、绍记、裕昌、大昌、华丽、华康、光新、西方百货店；

绸缎布匹业：公记、新利、瑞兴、同义长、新庆荣、东亚、民新、兴利、会丰祥、万利长、新蜀、聚福祥、福利、五洲、盖川、豫丰祯、福祥、美大、盖华、裕章、美利长、瑞丰、西蜀、新丰、蜀新、美华大；

此外，尚有鞋帽业7家、刀剪业2家、照相业7家、笔墨纸砚9家、烟馆业9家、报业9家、茶旅浴室15家、饮食业12家、卷烟业3家、茶叶业3家、西药业3家、娱乐业3家、电料行1家、女子实业3家，印刷业4家、交通运输业2家、糖果1家、其他商业11家。

全民族抗战时期，沿海工商业内迁，国民党官僚资本亦进入四川商业、金融业，春熙路进入黄金时代，地皮租价扶摇直上，发展到寸土寸金，一个单间铺面，口岸费高达黄金数十至一百两，春熙路成为成都商业、金融业投机的中心。^[29]

4.安乐寺市场。

安乐寺位于成都西顺城街，清末即有十余个兑换银钱摊贩，民国时期演变为银钱、油、米、卷烟市场，素称“百业荟萃”“万商云集”，延续40年之久，是成都最大的商业、贸易、金融市场之一。

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周友堂在本市华兴街开设美利亨经销英美公司各种香烟。最初的推销办法是雇请银钱铺摊代为零售，安乐寺钱摊开始兼营香烟。

民国14年（1925），渝商洪戒虚、杜震等组织南耀公司，取得了英美香烟在四川的总推销权，周友堂即将美利亨结束，由其子周蜀泉约集股东，合组永达亨，替南耀公司在成都推销英美香烟。成都钱商牛乾初等又组织乾通公司取得了英美公司在成都、三台等地的香烟推销权。永达亨和乾通公司垄断了成都香烟市场，在安乐寺建立了纸烟帮公会，安乐寺遂成为全市香烟市场。安乐寺市场每月销售香烟1000大件（每大件5万支），寺内烟摊增至30余家。民国18年（1929），纸烟业会员达到200余户，永达亨和乾通两大公司互相竞争，搅扰零售商贩。

民国21年（1932），商人古鹤林、黄吉安等组织华胜烟草公司，经销上海华成公司香烟。民国22年（1933），万树成、萧凤楼集资5万元，组华通公司，经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香烟。从此，安乐寺市场国产烟与美英烟展开激烈竞争，香烟品种增至10余种，一批实力雄厚的烟商通过兼并、扩充，成为商业巨子。

抗战时期，华通公司因南洋兄弟公司香烟质量下降，销售困难，遂改组为永信公司，在重庆进货，运成都、乐山销售，民国28年（1939）盈利达30万元之巨。华胜公司竞争失利，陷入瘫痪。永乾公司因武汉失守，货源断绝，经销业务结束而瓦解。以后，成都香烟市场主要由渝商、西北商帮、云贵商帮占据。纸烟业会员在抗战初有400余家，抗战末增至千余家，巨商万树成、李祯祥把持安乐寺香烟市场。民国28年（1939）开始实行期货交易，由于通货膨胀的冲击，期货交易演变为买空卖空的投机买卖。

抗战以后，英美香烟重新占领香烟市场，国产纸烟原料高昂，制作不精，烟商纷纷倒闭歇业。万树成以经销英美香烟而成为纸烟大王。

安乐寺金融市场繁荣于20世纪30年代，极盛于抗战时期。在四川军阀割据时期，安乐寺金融市场主要经营有价证券（如国内公债、军事公债、储蓄等）交易、钞票、银钱兑换、黄金收进与卖出、白银买卖、废旧铜币交易、银钱存放。由于各派军阀在防区内大肆发行各种质量低劣的厂版、杂版银币、执照、铜圆，造成劣币成灾，市场混乱。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由于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安乐寺金融市场投机、赌博之风盛行，商家均以商品期货作赌注，大搞买空卖空。民国32年（1943）开放黄金市场，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商人公开在安乐寺设金号交易，河南帮的王海山、张瑞丰、魏延甫，山西帮海通字号的吴明甫，陕西帮天一福字号、天成亨金号、祥兴金号，江浙帮的杨庆和、宝成银楼均展开角逐，黄金交易主要以南北各省金条、金圆、金饰、沙金、矿金为角逐物，每天交易额为黄金二三千两。四大家族开办黄金储蓄后，黄金市场掀起买空卖空的投机狂潮，银圆交易也以川版作赌注，赌客主要是“钱贩子”“钱滚子”。发行黄金公债后，大量美钞流入市场，安乐寺又开辟美钞市场。此后，香烟、百货、新药、染料、黄金、银圆、美钞均在安乐寺买空卖空，参加投机活动的人数以千计，许多人在赌博中破产逃亡，社会丑闻因之层出不穷。

民国37年（1948）以后，因金圆券迅猛贬值，安乐寺现钞贴水高达40%－50%，投机之风更盛，市场极度混乱。1949年6月，银圆券发行，发行时金圆券二元兑换银圆一元，不久狂跌至5亿兑换一元。安乐寺成为倒卖银圆的“黄牛党”的活跃场所。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宣告了安乐寺投机市场的死刑。^[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