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以前人口及其职业状况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成都城市人口变动较大。兹据1936年施居父《四川人口数字研究之新资料》，将有确切人口统计资料的年份记述如下：
民国元年（1912），华阳县119201户，481192人，其中，城区44345户，185380人。
民国5年（1916），成都县64981户，425215人；华阳县123772户，790363人。两县合计188753户，1215578人。
民国15年（1926），成都市68453户，302895人。
民国21年（1932），成都地区82177户，438995人。[18]
民国21年（1932），成都县乡区18647户，127173人；华阳县乡区74856户，295812人。两县乡区合计93503户，422985人。
民国22年（1933），成都市82177户，438995人；华阳县乡区34700户，404998人；华阳县城区44345户，185380人。
民国23年（1934），成都市81481户，440895人。[19]
民国24年（1935），成都50万人，成都、华阳两县乡区合计114647户，641615人。[20](www.xing528.com)
从上述人口统计看，民国时期成都城市人口处于稳定发展时期，民国初年以民国5年（1916）统计为准，成都、华阳县城乡合计188753户，1215578人，城市人口大约为30万左右，平均每户6.4人，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5%。民国17年（1928）成都正式设市，三十年代，成都人口除个别年份外，大致保持在40多万，成都乡区人口约64万余人，城乡人口总数为110万左右，城区人口占总人口约为36%。[21]
在各项职业中，从事商业者比率最高，娱乐、迷信和无业者次之，从事工农业生产者更次之，从事家庭、佣役和苦力者占第4位，从事公务和自由职业者微乎其微。由此可见，抗战以前的成都是以商业消费为主要特征的都会。
（二）抗战时期和战后人口及职业状况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民国26年（1937）成都市区人口约为463154人，民国27年（1938）为453476人，民国28年（1939）由于日本飞机轰炸成都，人口减少为303104人，民国29年（1940），日本侵华战火扩大，华北、华东，中原各地区相继沦陷，大批经济、科技、文化机关和工厂企业以及各类专门人材陆续迁川，沦陷区人口也回时蜂拥入川，使成都城市规模空前增大，人口数量急剧增长，达到462150人。[22]民国33年（1944），外来人口和农村劳动力蜂拥而来，使成都人口猛增10万，达到562838人，民国34年（1945）升至高峰，达到742118人。
从抗战时期成都经济人员资料统计看，抗战初期，成都人口的主要成分中，公务人员、服务行业、农业、矿业、工业、交通运输业人数较之战前的民国25年（1936）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而自由职业、商业、其他职业都出现大幅度减少的状况。同时，还出现了数量很大的失业人口。这一趋势表明：在抗战初期，外省人口的内迁尚未形成高潮，除代表党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和代表社会生产部门的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外，作为社会流动人口数量的基本标志的自由职业、商业、其他职业因此呈现负增加。
进入抗战中期，由于东部国土大片沦陷，东部各省人口开始大规模内迁，根据国民党政府的工厂内迁计划，东部重要工厂均迁移西南各省进行生产。因此，这一时期成都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主要是东部各省内迁居民、工人、教师、学生、科技、文化工作者集聚成都造成的。
以内迁工厂为例：自民国26年（1937）开始，随着抗战形势的严酷，东部省区陆续迁到成都的工厂有数十家，并成立50家工业合作社，以发展各类工业。其中，最具影响的是轻工纺织企业，如武昌内迁的裕华纱厂、汉口内迁的上海申新第四纺织公司成都分厂、浙江宁波人董一峰集资在成都创办的民康染厂、江苏宜兴人顾伯森与陕西西安华兴机器厂经理刘奉璋合作开办的成都华兴电机弹花厂、由重庆大川实业公司和宝元通百货公司合作在成都开办的大星面粉厂以及纸烟厂、制药厂、肥皂厂等。重工业方面，如蜀华实业公司、西南矿业公司等成为抗战期间四川重要的经济开发实体。这些企业的内迁与兴办给成都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和数以万计的劳动力资源。
抗战以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抗战期间移川的工商企业、学校、机关陆续迁回原籍，滞川人口也随之回流，成都人口由民国35至36年（1946－1947）两年的72万人锐减至民国38年（1949）的60余万人。但从绝对数量看，仍高于战前和抗战初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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