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史：金融变化与钱庄实力

晚清时期成都的金融机构，适应鸦片战争国内外金融混乱而出现如下变化：

（一）官钱局

鸦片战争前，四川通行货币主要是银两和制钱，银两仅限于田赋征收和其他大宗商业贸易的支付，一般流通使用制钱。白银听任民间的冶炼铸造，制钱则由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制造，属于政府专利。

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由于清廷对外承担战争赔款，对内镇压反清起义，军费激增，国库奇绌。开始制造各种大钱并大量印制银票“户部官票”和钱票“大清宝钞”，并规定银票与现银按五成搭放、搭收，银票一两抵制钱二千，宝钞二千抵银一两，强制推行，同时成立官钱局，大力推行银票、钱票，四川系大省，银票、钱票共计推行12万两（中省8万两，小省6万两）。由于发行太滥，官吏又从中舞弊，任意折收，如地丁税银按银八票二搭收，结果票价低落，民间拒用，官钱局被迫关闭。

（二）银圆局

海禁大开后，外国银圆大量流入我国，美观、轻便，经济耐用。19世纪晚期，清廷决定在四川、广东等十二省仿造银圆，户部虽然规定了银圆重量、质量和图案，但各省以铸造银币为渔利捷径，所铸银圆，轻重、成色不一，流弊丛生。四川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始筹备铸造银圆，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准许川厂除铸一元银币外，添铸五角，二角、一角、半角银质辅币。但银圆与制钱比价悬殊，不便流通。光绪二十九年（1903），川省开铸铜圆，分当五、当十、当二十的三种。由于铸数日多，铜钱对白银比价逐渐下跌。光绪二十七年（1901），白银一两换钱1200文，宣统三年（1911），白银一两可换钱1600文。铜钱贬值物价上涨，使城乡人民陷入贫困的深渊。

（三）票号

由于国际资本对华输入商品、采购原料，开辟内地市场，造成各地商品流通数量和频率的快速增加。民营工商业在国际资本影响下，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商品交换范围和货币流通范围扩大后，迫切需要金融机构办理异地银钱汇兑业务。清代前期兴盛的山西票号，主要职能是银钱存放、兑换，汇兑业务，有一定的发展，主要是替官方汇解库银、饷需，其次是为商号汇兑货款。在19世纪晚期，票号业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官方解款数量频率急剧增加，商号之间的银钱往来、汇兑、借贷、存放、兑换也更为频繁。光绪二十一年（1895），户部分派四川指拨甘肃饷银98万两，即由“天成亨”号办理汇兑。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川分摊庚子赔款，第一次付银220万两，是由“协同庆”号承汇的。兹据宣统二年（1910）统计，将晚清成都票号分布街区及号名附列如下：

新街：新泰厚、天成亨、蔚盛长、天顺祥、蔚泰厚；东大街：百顺通、协同庆、日升昌、裕川厚、恒丰裕、巨川源、天长厚、永盛明、公顺同、兴隆号、享盛号、大川丰、致和祥、新兴老、万亿源、新盛长、兴盛长；青石桥：存义公；走马街：蔚丰厚、恒裕银；暑袜街：裕川银、蔚长厚、全兴号、德成裕；老古巷：宝丰银、宝丰隆；学道街：宝丰厚；顺城街：金盛元；半边街：四达亨。

上述山西票号共计34个，主要集中于东大街，达到17个，其次是新街5个，署袜街4个，走马街和老古巷各2个，青石桥、学道街、顺城街、半边街各1个。从票号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晚清成都城市商业的繁华地段。

（四）钱庄

金融实力稍逊于山西票号的是钱庄，钱庄业务肇端于清代前期，一般是由换钱铺和倾销店演变而来。换钱铺主要是为顾客兑换银钱，有的是油、粮杂货店兼营，在成都市区，每个十字路口几乎都有一家。倾销店主要代客倾销银两，同时开展借贷、存放业务。换钱铺和倾销店与中小工商业的活动联系密切。商家如需大批制钱，可先交一定数量的白银与换钱铺或倾销店，而后陆续取用制钱。换钱铺或倾销店即可将白银暂借油、粮、杂货店，收取短期利息。同时利用银贵钱贱、银紧钱荒行市，低昂钱价，操纵金融，获取高额利息。在这个过程中，换钱店和倾销店积累了大量资本，近而扩大业务范围，成为专门的金融机构——钱庄。钱庄除进一步扩大银钱存放、兑换、借贷业务外，还运用自身的资金和信誉保证，为往来商家代办收款交款业务，并出具钱庄间互相过账专用付款凭证（相当于现在的支票），大大减少了大批量现金的往来运送交割的困难，为商品流通，特别是为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提供了方便。

四川商人在进出口贸易中对票号和钱庄的依赖特别大。因洋货质高价昂，土货质低价贱，进出口货物货款差额较大，川商向上海定购洋货，都需要上海的汇票，于是钱庄就先放款给进口商，取得他们卖货后的申票（或曰申汇），再卖给川商，这样，钱庄又增加了代办汇兑的业务。19世纪末，成都商号中，已有三家“直接向上海采购”，他们从四川运送土货到上海，与洋行交易，再从洋商手里采购洋货，成都和重庆的票号与钱庄，则充当了他们与上海间汇兑现金的业务。^[16]

（五）当铺、质店、小押当、利民局(www.xing528.com)

典当铺或质铺是清代遍及城乡的高利贷金融行业，多为陕西帮商人开设，川商也有一定势力。典当铺和质铺开业前须领取官方执照，其高利贷活动具有合法性。它的主要业务是进行有实物抵押的现金借贷，同时也兼营存放款业务，晚清时期，地方政府多以公款存当，发当生息，利息八厘一分二，用以弥补行政费用的不足。按官方规定，利息不过三分，但质物均系值十当五，加之当期较短^[17]，实际是一种高利贷剥削。19世纪下半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输出摧毁了城市手工业，也使自给自足的农业难以为继，城乡经济陷入困境，人民生计艰难，求当者甚多，典当铺营业兴旺，新开当铺、质铺很多。据清傅崇榘《成都通览》记载，成都共有当铺32家，兹将其分布街区和号名附列如下：

济昌当（布后街）、新生当（北门大街）、谦益当（义学巷）、惠远当（草市街）、恒茂当（东门内）、清贻当（打铜街）、恒昌当（东门外）、新盛当（代书街）、德裕当（东门外黄伞巷）、致和当（西门外）、余庆当（毗晁巷）、庆顺当（骡马市）、利贞当（前卫街）、益亨当（羊市街）、益泰当（老古巷）、积庆当（沟头巷）、清周当（东丁字街）、德益当（双桂堂街）、恒裕当（南门内）、公益当（九龙巷）、义兴当（南门外）、庆余当（西玉龙）、福元当（江西街）、庆聚当（唐子街）、广誉当（东门二巷子）、益丰当（打金街）、泰和当（华兴街）、恒隆当（桂王桥南街）、悦和当（七家巷）、积英当（玉沙街）、恒发当（老关庙）、积芳当（鼓楼北街）。

上述当铺分布街区与前述票号，钱庄完全相反，票号、钱庄集中开设于商业繁华的市区中心，而当铺开设分散，各当间保持相当距离，绝无两家并存一街的情况。同时，当铺多设于居民稠密的老街巷和市区通衢要津，繁荣商业中心东大街、新街、署袜街竟无一家。这说明，当铺面向的是广大城乡居民和过往客旅，而不是富商大贾。在这些当铺中，势力较大者有济昌、新生、谦益、惠远、协茂等五家。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清廷决定每家当铺每年课税由五两加征至五十两，而当商在完课之外，每逢三节对官署还另纳规费，多者五六十两，少者二三十两。如果当铺盈利不丰，是无法承担如此沉重的课税、规费的。

由于晚清时期典当行情日益畅旺，大当铺生意兴隆，对价值不高的抵押品失去兴趣，于是大街小巷就有不少“小押当”开张营业，家数超过当铺。这些小押当不须登记批准，只要向街坊执事人等打个招呼，取得当地袍哥大爷同意，即可开门营业，有的在铺面上写“押当”二字，有的不写。小押当的利息比当铺高，赎取期限仅三个月，很快就成死当。有物主无力赎取，就在会府（忠烈祠）将当票出售。于此可见，小押当的盘剥手段较当铺更为凶狠。

晚清四川地方政府迫于财政收支入不敷出，也直接从事高利贷剥削。光绪二十九年（1903），川督岑春煊曾以救济贫民名义，在成都创设“利民局”（也称便民局或因利局），利民局规定，每借钱一千，按日还钱十一文，限百日全还，所得余利备充地方行政公费。光绪三十四年（1908），川督赵尔巽便极力倡导开办利民局，在《吏治三十条》中，饬令劝办利民局说“绅富为之，官为补助，繁庶之处，可以设局，若乡间则随时可办”，以“救济穷民”，“扶助小贸”。宣统元年（1909），四川地方当局更明令颁布通章，对利民局加以保护支持，大力推广。这种官办和官助绅办的利民局分为三类：月息不过一分的称“惠济局”，一分以上至二分的称“因利局”，二分以上至三分的称“借贷局”。但不论那一类局，只要从劝业局领取了执照，并照章缴纳劝业费，就是合法营业单位，受到官方保护。但在实际上，利民局往往名实不符，弊端丛生，官绅利用其合法性，任意剥削小民，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构成了官商结合的高利贷剥削网络。

（六）民间运输、汇兑行麻乡约

咸丰初，綦江县号坊乡陈家坝人陈洪义（又名陈鸿仁）经过个人艰苦奋斗，创立了民间运输汇兑行。其初为大帮轿行（当时客旅行路，大都坐轿），同时兜揽货运业务，往返于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各省。各重要口岸设有分行。由于客运、货运均稳当可靠，业务日益发展。为该行担任运力的脚夫，身强力壮，又会武功，有一定防卫能力，途中很少失误。该行深受成都商帮信赖，接受了成都与上海间的进出口货运任务。由成都运上海的土货多为中药材、肠衣、毛皮、猪鬃、银耳、麝香等大宗货物，由上海运回的是布匹百货。沿途接力运送，一站转一站，数十年来，有“麻乡约”标记的货担络绎于路。最初，商帮货款也由麻乡约送，一个运力，可以背肩800到1000银圆，而沿途分行收取运费又需巨额现金，成渝各商帮携带大量现金前往上海等处购货甚感不便，各票号又忙于为官方汇兑公款，难于接受商家托汇。于是麻乡约凭借多年来在商界建立的信誉，代办汇兑业务。由于收取的汇费比票号低，麻乡约汇兑业务迅速发展，一直经营到20世纪40年代，才告衰歇。

（七）蜀通官银钱局

甲午战争后，四川银紧钱荒，川督鹿传霖虽已奏准在四川开铸银圆和铜圆，但因铸造设备需由外洋进口，非短时可至，开采银铜矿产，也需假以时日，方可见效。为缓解银钱市场的紧张局面，鹿传霖奏准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成都开办蜀通官银钱局，借拨藩库银5万两，宝川局制钱5万串，作为成本，强力推行石印官票，仅成都一地，即发行41万余张，换钱54万余串。官银钱局将成本及官票换取的现款一并存商生息，全省数月之间，榨取民间白银3.6万余两。当年因鹿传霖调离四川，乃告停办。

（八）户部银行、交通银行、浚川源银行

清廷为便利全国财税的收拨汇兑，由掌管全国财政的户部于光绪三十年（1904）开办“户部银行”，并于各省省会及重要商埠设立分行，支行，组织、规模、章程均较完善。光绪三十四年，改名“大清银行”，作为国家银行，有发行通用全国纸币之权。该行四川分行设在成都新街。光绪三十三年，清廷邮传部奏准成立“交通银行”，并在各重要城市成立分行，成都也开设分行。

20世纪初，四川地方政府为不断加剧的财政赤字所困扰。除了支付数额巨大的京协各饷和偿付赔款、债款外，四川常年军费就高达五六百万两。据《四川官报》《汇报》等，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川督锡良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奏准清廷，设立了“浚川源银行”。他说：“货币贵于流通，利源期于开广，泰西各国以商战雄视环球，莫不有总汇财政之区，以为枢纽，其力既厚，其用自宏。”浚川源银行采取官商合办，“由司库筹拨银三十万两，另招商股二十万两，先于成都、重庆两处开设银行，并以股款试行大小钞票，无论盐粮厘税一切交纳公款，均准搭用”。值得注意的是：（1）银行资金一律实行支发票项，不准挪作别用；（2）银行业务在于“维持财政，扩大商业”。可见，浚川源银行的创办宗旨和经营方针，已不同于旧式票号，已多少具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辛亥秋，成都发生兵变，藩库存银200余万两被洗劫一空，浚川源银行成都总行库存银23万余两亦被抢光，该行乃告歇业。

这一时期，成都开办的新式银行，还有“信立钱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发起人李念祖等，“筹集资本，仿各国储蓄银行规则，在省创设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