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史：新式工商业发展缓慢

四川近代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始于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期达到高潮；首倡于洋务运动，继行于维新运动，勃兴于光宣新政。其间，先后在川任职的开明官僚张之洞、丁宝桢、锡良、周善培等均能明察时势，求富自强，积极引进资本主义科技和经营管理方法，举办了不少官办、官商合办工商实业。自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深，四川商民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商务以挽利权为宗旨，必以广制造为要着”，提出“凡洋货所运销于内地者，先择成本少，仿造易，行销多者，由粗而精，逐渐推广，纵未能骤行于外洋，少可抵制进口之洋货”。20世纪初，四川商办工商企业蔚然成风。兹分类简述如下：

（一）创办新型企业

1.书报印刷业。

19世纪70年代初，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提倡通经读史，开办尊经书院，四川学风一时大变。张之洞以白银300两资助周永德（达三）志古堂扩大印书业务。志古堂先后刻印《说文解字》《玉海》《十七史商榷》《读通鉴论》《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文史通义》等百余种重要典籍。由于版本精善，校勘认真，志古堂在成都印刷业中声誉卓著。

光绪八年（1882），原在双栅子街经营涤雪斋画像业务的吴绍伯，在桂王桥南街开办石印和照相业务，所印《四川盐法志》插图极为精美。

外省书商来成都经营铅石印书业的，首推光绪十年（1884）外省书商樊孔周等在学道街开办的二酉山房，除转贩江浙刻本外，还代销商务印书馆、点石斋、扫叶山房图书和上海发行的新书报。

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上海铅石印、铅印新版书在成都大量流行。上海商务印书馆率先在成都青石桥北街开设分馆。主持人朱锦章善于营运，所印新书销路很好。中华书局于民国2年（1913）在成都卧龙桥开设分店。稍后，世界书屋、开明书店在春熙路、祠堂街均设分店。

光绪十年（1884），本地书商裴子周开办铅石印书店绿海山房于东御街，其重要业务是以蜀版书贩运上海交换洋版书。宣统元年（1909），四川官办木刻书店存古书局开办，大量印行锦江、尊经书院原刻典籍，并于学道街开设书店。

成都机器印刷业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本系童某由上海购回小型铅印机一架，在三道会馆开办文伦书局，曾代印《蜀报》创刊号，刻印《新版应试必读》六卷。光绪三十年（1904），铅印官报书局设立，初印《四川官报》，后增加印书业务。民国初改名四川印刷局，民国14年（1925）停办。此外，商办木刻，铅印企业，还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开业的福昌印刷公司，1912年开办的聚昌印刷公司，以及随后开业的日新印刷公司。这些企业规模虽小，有的技术却很先进，如日新公司，已能照相制版。^[6]

2.四川机器局、兵工厂。

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他认为，清王朝要在内忧外患中生存下去，“于修明政事之外，首在精求武备”，经奏报清廷，创办四川机器局于成都东南郊下莲池，委派候补道夏时、劳文翔总理局务，成绵道丁士彬会同办理，曾昭吉总理工务。光绪三年至十年（1877－1884）机器局8年间（中间停办两年）共开支经费银51.5万余两，共造机器和机器部件1142部（件），前后膛洋枪15461杆，以及部分洋炮，其成效是显著的。

光绪十二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86－1895），刘秉璋督川期间，大幅度压缩四川机器局经费和职工，全局业务从制造军火转向修理枪械。光绪三十一年总督锡良又在东门外建立新厂（今南光机器厂），专门生产军火，称兵工厂，旧厂专门造币，称造币厂，此外又建白药厂，生产火药。光绪三十年，机器局试行发电，安装电灯，可照明2000盏左右，这是成都有电灯之始。

3.造币厂。

四川铸造银圆，开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总督奎俊委任机器局总办赵鸿猷（山西平遥人）兼任银圆局（全名“户部四川银圆总局”）事务，在机器局设计银圆样币，由德国进口制造银圆的机器设备，于光绪二十七年正式开工铸造。银币种类，龙大圆（重库平银7.4钱，作7.1钱行使，内含9成纹银，一成铜珠），伍角、贰角、壹角、半角（重量照龙圆类推，内含8.8成纹银，1.2成铜珠）。造币厂原料由藩库、盐库指拨。成品在总府街设立四川银圆总局兑换，银圆兑换银锭，银圆作7.1钱计算，每10枚银圆付给银锭贴水三分。造币厂还铸造戴冬帽人头图像藏圆（每枚重3.2钱，内含纹银7.5成，钢珠2.5成），专供西藏地区行使，一般称藏洋。光绪二十九年，又铸造当十、二十铜圆两种，作为面值较小的货币流通。^[7]

4.劝工总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川督岑春煊奏准在成都创办劝工总局，局址在旧皇城后子门内东侧宝川局，委任原成都府沈秉望为督办，有员司30人，先设在正副厂，后设织造厂及东区外厂区，内分刺绣、染织、陶瓷、卤漆、竹丝、丝棉、麻织等30余个生产项目，改良工艺20余种，先后培养熟练工人2000余人，并兴办各厅州县劝工局54处。

5.官商合办乐利造纸公司。

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劝业道沈秉堃发起，开办乐利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6万元，采取官商合办方式，每股50元，共1200股，周年行息6厘，一切章程均照商律，据《四川官报》，“附股人不论官大小，均只认为股东，与无职的付股人一律看待”。公司一切办事权归总理，总理及各司事人员由董事“照章选派”，而董事“由众股东照章公举”。为吸取日本静冈纸厂技艺，由劝工局选派学徒6名，赴日培训，并购办机器，延聘总工师一人，公司因买地建厂，订购机料，延聘技师及脚力关税，原集股本告罄，由商务局、劝工局附入官股400股，又由股东会议续招商股400股，合计800股，4万元，新旧股合计10万元。乐利公司主要生产“着色洋纸”。受四川总督“通饬”，承造8种公牍纸张和四川暗记官状格式，劝业道“已定价值，公牍纸每张二文半，官状格每张三十文”^[8]。

6.商办裕德肥皂厂。

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商人创办，资本1.9万元，雇工12人，年产化学肥皂1.8万打。

7.商办自来水公司。

商办自来水公司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成都商会分董马正泰发起，“集股本多金，仿沪上办法，用机器汲水，分注各家门首”。开办以后，颇受市民欢迎，成效显著。(www.xing528.com)

8.商办启明电灯公司。

宣统元年（1909），商办启明电灯公司创立，实收资本34850元，购买锅炉、电机2部，可供电灯1500盏。供电区域在南新街及西东大街一带。宣统二年（1910），实收资本59795元，购置瑞生洋行70马力的锅炉一台、直流电机一部，供电区域从东大街、春熙路起，至盐市口止。宣统三年（1911），实收资本61560元，购置捷成洋行火管式60马力的锅炉一台及72千瓦直流电机一部。由于保路运动兴起，公司经营活动时有中断，负债34869元。辛亥革命后，启明电灯公司虽然遭受四川军阀内战祸害，但仍在不断发展，成为成都少数几个较为成功的近代企业之一。

9.商办四川实业机械厂和华昌电镀厂。

据《华阳县志》等史料载，宣统元年（1909），商办实业机械厂和华昌电镀厂建立，这两个厂是以较为先进的机器设备进行生产的企业。实业机械厂“专造民间小工业需机械，颇著成效”。华昌电镀厂锅炉设备齐全，聘请宁波技师三人负责生产，专门对金属制品进行电镀加工。以上两厂是成都较早的民用重工业。继起的励济水电厂，则利用成都河道水量丰富的特点，发展电力，兼营化工，“先设制碱及水力发电二部，其余若炼钢铁、造机器，凡关于日用，轻而易举者逐渐推行”。

上述企业不论官办、官商合办和商办，除四川机器局外，其共同弱点是生产规模小，以手工操作为主，资本不足，产量不高。在严格意义来说，其实际水平并未超过手工业工场。但其开办宗旨大多出于保利权、反侵略的目的，应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二）创办新兴商业

1.城市商业的繁荣。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都商业中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首先表现在商品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外国资本主义市场建立了日益频繁的联系，一些商号开始专门经销洋广货品。行帮商号中，如绸缎帮中的“林德裕长号”“长荣发生号”“金荣成文号”“张清德厚号”“珠子帮70家商号”，专门经销洋货。由于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市场对四川商品的需求，川西地区出产的大宗土货，如生丝、绸缎、萱麻、白蜡、漆器、草帽辫、蜜饯、酒类、动物皮以及250余种药材，都依靠成都市场运销重庆口岸。成都商品市场上，一些农、牧、副业产品交易量猛增，成都商号开始与外国资本主义市场建立贸易关系。成都商号一般通过重庆商号与国际市场联系，“每年在一定的季节里，商人从偏僻和辽远的成都……来到重庆，运来他们的土产——鸦片、药材、生丝，等等，并运回洋货”。仅生丝一项，成都每年通过重庆出口的数额就有109万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商号中，已有三家“直接在上海采购”，他们从四川运来土货与上海洋行交易，并向洋商采购洋货。^[9]

为了扩大商品流通渠道，促进物资交流，推动川省农工商矿等业发展，商务局、劝业道多次在四川各地组织开办商品展览会和劝工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经通省商务局批准，将一年一度的成都青羊宫花会加以扩充，更名为“四川商业劝工会”，并制定章程。凡各府、州、县出产及其制成品或货物，均可来会参加比赛、陈列展销。这是四川通省第一次商业劝工会，初次展销会规模较小，展销商品较少，影响不大。周善培主持劝业道成立后，又陆续举办了两次大型的“商业劝工会”。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至十八日（1907年4月23－30日），成都举办第二次商业劝工会，有千余家厂矿企业提供了产品，并有学界、工界、商界发展之应用机器和模型标本，售货价值达40万元。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劝业道举办第三次商业劝工会，并对产品进行了评比，璧山的织绸机、泸州的纺纱机被评为头奖。还悬赏奖励机器制造，发布《晓谕商民白话告示文》，宣传开辟利源，抵制洋货，借以“耸动商情”。在这些大型展销会的影响下，各地也仿此法举办了一些综合性或专业性的展销会和劝工会。

四川当局除了组建有助于发展川省工商实业的机构外，还开办了不少实业学堂或训练班，以培养各类工商实业所需的人才。光绪三十年（1904）成都办工务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办艺徒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四川劝工局办艺徒培训班，光绪三十二年四川农政总局办中等农业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四川学务处办中等工业学堂，光绪三十四年四川商务局办实业学堂，作为“四川救贫起弱之基础”。宣统元年（1909），成都办财政学堂。宣统元年，通省劝业道办劝业员养成所，培训劝导实业人才。宣统二年四川学务公所办实业教员讲习所，同年通省劝业道办四川商业讲习所、会计学堂，等等。这些学堂或者培训班、讲习所涉及工、农、商各种行业，为这些行业培养了众多的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伴随着成都商业的繁荣，出现了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商会的成立，兹简述如下：

（1）新式商场的不断扩大。光绪二十九年（1903），成都总商会鉴于旧有的商品市场，无法满足成都商业发展的需要，强烈要求四川当局扩大商品交易场所。四川劝业道周善培为推行“新政”，与成都总商会筹商创办全国第一所以“振兴实业，发展工商”为要旨的“劝业场”（最初名“劝工场”）。“劝业场”定为商办，由商会筹资4万两，鸠工兴建。劝业场位于成部总府街，前后长达100米，分前场、后场，中有东西支路。前后场口辟有舆马场地。场内铺房鳞次栉比，一楼一底，共有150余家商行、店铺。每户商品各有专业特色，集中了成都工商产品精华。场内划出10平方丈场地，建立商品陈列馆，罗列中外制造商品，表示对新式商品的奖励。为吸引主顾。成都商会还集资2万两，在场内开办电灯。商会规定，在场内营业的商号店铺，无论本地土产，抑或外来洋广货，均应定价出售，悬挂价目牌，革除旧商弊病。因此劝业场很快就成为成都商业贸易中心，营业非常兴旺。宣统元年（1909），全场交易总额为白银33万余两。宣统二年，改名商业场，全年交易总额为46万余两，其中洋广货贸易额占了相当比重，仅以专门经营洋广货的谦益祥、田玉记、章洪源三家，营业总额达白银5万两（不包括兼营洋广货品的商家）。可见，民营资本在成都商业中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0]

除商业场外，民国元年（1912），成都名胜锦华馆被辟为新式商场，作为大型商品交易场所。民国8年至9年，成都昌福馆建成又一综合大商场，后作为银器交易中心。民国13年，成都现代最繁华的商业街区春熙路被开辟出来，分为南北两段，南通东大街，北至总府街，形成四通八达的商业大市场。各大商号、金融行业鳞次栉比，中西百货荟萃，顾客络绎不绝，游人如云，观者如堵，成为成都最大的百货卖场。

（2）成都总商会和公司的建立及其活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都商民激于反帝爱国热忱，以振兴实业、收回利权为己任。据《渝报》等史料载，“因谓欲挽利权，必在商务，风声所被，达人竞兴，局厂公司之设，遍于行省……趋时审变者，矫首而谈商矿制造之学，衣冠几筵，盈耳皆是”。为协调各行各业商帮关系，活跃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光绪二十九年（1903）成立成都总商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制定章程17条，由各商帮选出帮董1至2人，组成总商会，选举正副会长。总商会设总府街。^[11]在成都总商会和重庆总商会的积极筹划下，光绪三十年（1904）成立四川通省会联合会。该会通过四川省商务总局颁布的招商开设公司章程15条，对日益扩大的四川对外贸易作了若干重要决议；首先表明，由商会统一进行对外贸易，设立“制造”和“转运”两大公司，“土货行销出口者归入转运公司；改造土货及仿造洋货者归入制造公司。每项商业以出本承办者为本项商总，由总局……酌定章程，分别咨详立案……俟该项商业试办有准，始行推广，出票集股，以昭公信”。总商会在省内制造和转运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对大宗进口货物，须预筹销路者，“俱先与行销口岸各行议定价值，订立合同……如数采运，按期交货，始无跌价亏折之虞”。各制造转运商总，可申请专利年限，“别家不得仿办”。章程对外国投资者予以限制，“各公司均不准招集洋股”。这一招商章程的出现，是四川商业，特别是进出口贸易蓬勃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上层为确保自身利益，抵制帝国主义商品和资本输出，要求实行行业垄断的强烈愿望。此外，为解决日益增多的商事纠纷，四川商务总局还在成都设立了“商事裁判所”。

2.城郊场镇商业网络的初步形成。

成都近代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城郊场镇经济网络的形成。根据各县志书统计，华阳、双流、温江、新繁、金堂、新都、郫县、灌县、崇庆、新津、邛州、大邑、蒲江、彭县等13个郊县，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场镇数量有一巨大增长。19世纪上半叶，成都郊县共有场镇195个，迄止20世纪初，共有场镇370个，增长率为89.1%。^[12]如此众多的场镇密集川西平原，每场之间，间距短者，二三公里，长者五六公里。各场镇人口，少者数十户，多者数千户。场镇为各地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和舶来品的定期交易市场。场镇商业，“以米、面、油、盐、丝、绵、谷麦等项为大宗，牲畜、布帛、药材、杂粮、杂货为次。外此则蔬果、鞋、袜、针、线、糕饼而已”。这些场镇按其商品交易种类不同形成若干类型：

如郫县场镇，以农副产品为盛，“县市奇日一集，在北郭外者曰米市坝，乡农晨集，所售者有米、有麦、有莜、有豆、有糠，名曰小市。大市初在城中之南华宫……其市则米为大宗，菜籽及油次之，麦又次之。赶集日，县境商贾咸至，他县如成都、新都之商亦至，交易之金或数十万或万，或数千。至大小烟市，五月后川东南之烟商至……市又逢月之朔望，女红出品甚盛。”温江“邑商大小八千有奇，高货出境，米油麻烟为大宗，入境盐、茶、布匹为大宗，岁值二百余万金”。

灌口镇是川西北山区药材、赤金、羊毛等山货集散地和青城山名茶产地，商业极为繁荣，“城内外尘肆罗列……商贾麇集，以贩运药材、羊毛者特多，行销渝、宜、汉、沪，岁值十万元。鹿茸每年一市价，亦二三万元，麝香、赤金为数复夥，是皆产自松懋诸属，而类聚于此。”茶叶精品甚多，“有雀舌、鸟嘴、麦颗、片甲、蝉翼，盖就早春嫩芽之状而名”；粗茶“通称毛茶”，“民间恒饮”。“植茶者曰园户”，专门设置茶房制茶。灌县茶叶行销成都平原者，称“腹茶”，行销川藏边区者，称“边茶”，每年销数达2万至3万包。

簇桥镇仍是成都生丝和丝织品交易中心，双流、新津、彭山、邛崃、蒲江、丹棱等县所产生丝均汇集此处，由各地商人购买，而后销往成都、重庆、上海。^[13]

坐落水陆要冲的场镇，以其交通运输线为优势发展起来。如温江县赵家渡，清末时，“坐而贾者千余家，待而沽者不胜计，河下船筏辐辏，状如梭织，其往来负贩、运送、角逐之人，络绎不绝”。同时也存在率先受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输出影响的地方市场，如南川县福寿场“贸易洋线布匹”；南充县城外五显庙米市，“旧日又为土布市，近日洋布盛行，土布市废”。场镇经济网络的形成是成都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促进了城郊经济的繁荣，加强了本地与外地商品流通，而且对成都工商业的繁荣，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从商品流通情况看，每一个场镇，都是特定地区的区域性市场。各地场镇除交易本地商品外，长期存在互相调剂有无，以各自土特产辗转贸易的习惯。虽然由于洋货输入，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这种习惯性贸易。但是，洋货仅仅取代了场镇市场部分土货的地位，远远没有瓦解区域性市场基本的贸易格局。因而，成都郊区区域性市场仍然存在，只是某些商品的运销路线发生了改变。成都县属市场“贩运往来处，如丝来自川北及嘉定一带”，“药材、皮货由雅泸松宁各地运来，省自所产之绸缎、栏干、绒纬各货则行销滇黔两省为多”，这些商品的往来贩运与清代前期没有不同。而布匹、洋油、广杂货等洋货，则“由重庆转运而至”。崇庆州出产中药、农副产品11种，“运销下河”，而行销洋纱、洋货、棉花、匹头等，“由江口运销本境”。据有关研究者统计，以金堂、新都两县行销商品为例：两县合计商品流通总额中，省内商品占78%，省外占10%，洋货占12%。两县人口847865人，平均每人购买外地商品价银不超过0.69两，如以人均年生活费银12两计，每人仰给于外来商品比率仅达5.75%，其中99%由本地自给。^[14]因此，成都城郊场镇是以省内和本地商品为主、省外和国外商品为辅而形成的区域性市场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