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经济受国际市场影响

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随着国际资本的不断开拓中国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走向分化瓦解。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四川晚至19世纪70年代中叶，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直接受到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光绪二年（1876）中英订立《烟台条约》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清廷被迫开放长江上游口岸，设立海关，并允许英国及欧美、日本各国开展长江上游的航运贸易；开放重庆并作为长江上游对外贸易的口岸，允许外国商人在重庆考察商务。

国际资本对成都经济的影响。首推光绪三年（1877）官办四川机器局。丁宝桢是四川机器局的创办者，他深受洋务派“求富”“自强”观点的影响、认为“中国自强之术，于修明政事之外，首在精求武备”，而振新武备，必须建立机器局，“令其自办机器制造”。四川机器局开办之初，即从外国购买“外洋大小紧要机器”，费银9000余两。^[3]以后这一购买活动迅速增加，生产出为数不少的新式军火和各种机器设备，成为国内洋务企业中卓有成效的一家。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四川机器局抛弃了已有相当进步的枪炮、机器生产，迷信洋枪洋炮，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来越严重，除机器设备零件外，从钢铁到铅笔，几乎所有原材料均购自外洋，仅光绪二十一年一年间，用于购买原料的经费就达3.4万余两。这一事例说明，成都近代官办军火工业，是直接受到国际市场影响开办起来的，并且随着国际资本对四川经济影响的加剧而日益变成国际市场的依赖者；不如此，它就无法生存下去。

由于国际资本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加紧向四川输出商品和收购原料，成都经济不能不受到更大的影响。戊戌（1898）时，法人马尼爱在成都所见“洋货甚稀，各物皆中国自制。而细考之下，似有来自欧洲者，但大半挂日本牌记”^[4]。至20世纪初，洋货已充斥成都市场。宣统二年（1910），法国驻川领事巴达，给法国总商会的报告说：“法商在川贸易日益繁盛，其最获利者，玻璃、花瓶、肥皂、钟表、洋酒、香水、香粉及绸缎并洋铁器具等类。”（《云南杂志》第20号）

当时成都主要行销的洋货有：洋纱、洋布、匹头、绸缎、栏干、毛纺织品、五金制品、染料、药品、化妆品、火柴、肥皂、皮革等。仅以成都近郊郫县为例，行销“棉花、棉纱、洋货、匹头”，“每年约值银三十万两”（《成都通览》）。由于质高廉价的洋纱大批输川，包括成都地区在内的四川棉纺业遭到致命打击，“新繁之贫妇，多勤纺织，每一日能纺棉花半斤。近来洋棉线稍夺其利，村巷夜深，机声微矣”（光绪《新繁乡土志》）。洋纱取代土纱的地位，土布亦逐步被洋布所取代。过去，成都妇女“多以织栏干为大宗，今则栏干几于歇业”（民国《华阳县志》）。这样，在商品流通领域里，一部分洋货以填补空白的新产品的形式占据成都市场，如火柴、肥皂、洋油等；而另一些洋货，则以质高价廉的优势，取代了传统土货的地位，如洋纱、洋布、洋绸缎、洋染料等。这说明，洋货在成都商品市场基本上站稳了脚跟。(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国际资本的代理商为着提供市场工业原料，亦加紧在成都地区收购土特产品，其购出的主要为农副产品：猪鬃、鸭毛、赤金、人发、牛骨、牛皮、生丝、草帽、兔皮、破布、火麻、茶叶、名贵中药材等。随着洋货的大量拥入和作为国际资本工业原料的土货成批输出，成都地区出现了专门经销洋货和收购出口土货的大批商号，据傅崇榘《成都通览》，最著名的有：公泰字号（西东大街）、从仁祥号（科甲巷）、光裕厚号（总府街）、正大裕号（暑袜街）、马裕隆号（西东大街）、章洪源号（东大街）、大有征号（总府街）、元利生号（西东大街）。这样，国际资本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在成都商业中确立了他们的地位并产生了与日俱增的影响。

在交通闭塞的四川盆地，川江航道成为大宗长途贸易的主要运输线，因此，地处长江上游口岸的重庆，成为近代洋货入川和土货出川的集散地。重庆大商号垄断了四川的进口贸易，以洋布输入为例，“重庆洋布进口贸易全部操纵在27家商号手中，他们直接派有代理人常驻上海”。他们从上海购运洋布回川后，再向包括成都在内的四川各地推销。重庆商号将洋布批发给广货铺，再由广货铺批发本地大小布店和来渝采购的各地水客，水客将洋布销售四川各地城镇市场，形成完整的洋货运销网络。外国商人在重庆开设洋行、公司等51家，其主要业务是向四川各地收购土货和积零成整，在重庆设厂加工而后输送出川。如日商新利洋行为垄断全川山货来源，“曾一次开设了四十八个分庄，控制了全川的重要山货产区。”新利每年派赴川西各县收购各种山货土产的采购人员达六七十人，成都地区的羊皮、羊毛，完全为其垄断，这就使重庆很自然地成为近代四川进出口贸易中心，取代了四川传统商业中心成都的地位和作用。^[5]

在国际资本的直接影响下，成都商业开始具有程度不深的近代化性质。但是，不能过高地估计这种变化的程度，根据有关研究，迄止辛亥革命前夕，四川棉织业中使用洋纱（包括国产机制纱）的比重为52%左右，较同一时期全国平均比重73%低。洋布对于土布的取代，辛亥前夕，洋布替代率为11.8%，而较同一时期全国平均替代率34.7%低得多。棉纱和棉布居洋货输入量之首，其他商品可想而知。迄止20世纪初，四川主要土货鸦片、生丝、蔗糖、茶叶、烟叶、桐油和其他山货商品总值为4830万元（其中鸦片占1800万元），以当时四川人口平均，每人仅1元左右，只相当于19世纪60至70年代全国平均水平。在自身商品率极低的情况下，尽管国际资本对四川的商品输出率也低，对旧有的城市有限消费性商业产生了轻微的震荡，主要影响是削弱了成都在四川商业中的传统作用。在这种情势下，成都商业多少渗入了一些新兴产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