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清代前期成都城市人口高速增长之后,晚清成都人口随着政治状况和社会经济的动荡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人口绝对数呈直线上升趋势;城市职业新旧纷呈,无业游民人数激增。嘉庆二十至二十一年(1815-1816),成都、华阳两县户口共计15万余户,77万余人,其中男丁数43万余人,妇女数34万余人。到宣统元年(1909),成华二县户口达到17万余户,85万余人。从城区人口增长看,同治八年(1869),成都县城区(相当于今西城区)人口为2.3万余户,8万余人,华阳县无统计资料,但华阳所辖城区大于成都,其人口数应多于成都城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成都城区(应为成华二县共辖城区)人口达6.3万余户,29万多人。到宣统二年(1910)三年间增加到32万多人,三年间净增3万余人。城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以宣统二年(1910)的城区人口32万多人除以宣统元年(1909)成华二县总人口85万,约为38.8%,可见城区人口密度很大。[1]
与成都经济社会状况相适应的人口构成情况,出现复杂纷繁,新旧并存的特点,兹列举几类。据傅崇榘《成都通览》上册,《成都之执业人及种类》统计:
城市劳动者队伍。传统匠作、力行有:木工、泥工、石工、篾工、篷匠、裁缝、蒸酒、刻工、顶棚匠、油漆匠、包金匠、纸扎匠、画工、铜匠、锅匠、镔铁匠、铁匠、皮匠、染房、梳花匠、轿子匠、棕匠、弹棉匠、各色织工、理发、澡堂、修足、接生、挑水、抬夫、背子、女仆、奶妈、东房、伙房、厨子、店中幺师、看门、打更等。与近代工商业联系的劳动者有:印刷匠、倾销匠、钟表匠、机器匠等,仅官办兵工厂、造币厂、白药厂,工人即不下3万人。
成都商帮有:茶帮、金号帮、布帮、当铺帮、票号帮、衣铺帮、捐号帮、栏干帮、瓮业帮、油米帮、京货帮、玉器珠货帮、银号帮、丝绵帮、钱帮、苏货帮、倾销帮、盐酒帮、扇庄帮、靴鞋帮、珠子帮、红纸帮、木行帮、白纸帮、百货帮、出口货帮、干菜帮、彩票帮、盐号帮、药材帮、绸缎帮、烟土帮、柴炭帮、烧房帮、烟帮、棉花帮、草纸帮、典锡春茶帮、糖帮、钱纸帮、皮货帮、绫绢帮、丝帮、湖绉帮、皮革帮、书籍帮、麻帮、水果帮、棉纱帮、木器帮、船帮、竹器帮、油漆帮、铜船帮、铁帮、笔墨帮、染坊帮、帽铺帮、机织帮、古玩帮、香货帮、玻璃帮、顾绣帮、匹头帮、砖瓦帮、客栈帮、茶食帮、颜色帮、酒席帮。(www.xing528.com)
商人、商贩队伍。除4209个商号的富商大贾外、小商小贩难以数计,号称“七十二行”,其主要行当有:收荒、人贩子、房贩子、首饰匠、线牌子、线箱子、线担子、花担子、花婆子、玉器担子、布壳匠、裱禙匠、补缸匠、补凉席、补扇子、补伞匠、打秤匠、纸捻子、牛肉摊、花生摊、水果摊、烧腊摊、卖花、换碗、蚊烟,等等。
宗教职业者。成都近代佛教、道教盛行,僧人、道士云集寺观,共有僧人597人,道士266人;天主教、基督教教士3979人。此外,伊斯兰教民亦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共2594人。
成都城市为四川省政治中心,清代总督、将军、提督、学政以及各司道官员驻节之地,所属军政文武官吏、八旗兵丁以数万计。“而候补者,褫职而谋开复者,为数更不下万人。”[2]这批为数众多的军政官僚及其庞大的附庸阶层也是成都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尚有戏曲、杂耍、术士、迷信、诈骗、赌博、娼妓等品类复杂的各流人口,难以数计,兹不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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