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成都学术成就：《成都城市史》浓缩版

（一）费密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费密字此度，号燕峰，新繁县人。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费嘉诰为前明四川大竹县训导，崇祯末父亲费经虞为云南昆明知县。他六岁从师读书，好学穷理，深得长辈的赞赏。据何元普《繁川费氏先茔十八塚记》记载：“闻其族甚众，地亦甚广，向有费氏祖墓在。当其家未入秦时，墓门左右皆种松柏、桃花，相望数里。每值春游，士女如云。”（民国《新繁县志》）二十岁时，张献忠大西军攻下成都，建立大西政权。他不愿归附，只身去昆明探望父亲，途中为土人掳劫，幸为父亲赎回，受到镇守嘉定的明将杨展任用。后来杨展被张献忠旧将武大定所杀，费密也曾被俘。顺治九年（1652），费密回故乡新繁，见祖传房屋已成灰烬，遂携家北行到陕西沔县避难。在沔县，他谢绝了当地总兵官的重金礼聘，而专心研究医学。顺治十四年（1657），他再次携家到江苏扬州定居。当时海内名流钱谦益、龚半千、王渔洋、屈大均、万斯同、朱彝尊、孔尚任等都与他有文字交往。为了不断增长学识，他于康熙十二年（1673）徒步数千里，专程到河南卫辉县苏门山问学于儒学名士孔奇逢，得其真传。次年春他又到浙江与思想家吕留良切磋学问。费密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直至老死，葬于泰州野田村。

费密守志穷理，一生讲学著述，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在文学、史学、经学、医学、教育和书法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王渔洋《池北偶谈》：“州守知其贤，为除徭役。”他著书32种、122卷。据嘉庆《四川通志》：“论者谓蜀中著述之富，自杨慎后，未有如密者。”可惜其著作在辗转迁徙中大多亡佚，仅存《弘道书》3卷，《荒书》《燕峰诗钞》各1卷。

在学术上，费密以汉儒为宗，力倡实学，反对宋儒空疏积习。流寓江南期间，他曾北赴苏门，奉孙奇逢为师。孙奇逢、黄宗羲、李颙被称为清初“三大儒”，其思想取宋明诸家，糅合折中，没有门户之见，而且比较强调人伦日用。在其《弘道书》中，费密认为，“道”并非超然物外的幻象，认为“人道”是切实之“道”，“人道”分“君道”与“臣道”，“君道”确立仁政，要居安思危、励精图治；“臣道”确立职分、责任，“文武臣僚奉令守职”，各尽其责。人们在寻常生活中都有行道、得道的机会，“公卿百僚，布道之人；师儒，讲道之人；生徒，守道之人；农工商贾给食成器，尊道之人；女妇织纴酒浆，助道之人。”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莫不与道息息相关。在他看来，“事者，道之要”。道贯穿在日常生活中，“非事业外又有所谓道德”。在此基础上，费密将“圣门之道”作了如下概括：“通诸四民之谓中，信诸一己之谓偏；见诸日用常行之谓实，故为性命恍惚之谓浮”，“既中且实，吾道事矣”。儒家的“中”，无论“中和”还是“中庸”，都侧重于个人的内在修养。费密反对求诸心性这类空疏无用之学，提出“中实之道”，使其“通诸四民”又“见诸日用”，不仅扩大了“中”的境界，而且包含着理论必须结合实际的思想倾向，是难能可贵的。清初启蒙思想家，如顾炎武、颜元等人，都主张把“学”与“行”、“义”与“利”、“道”与“功”统一起来，以经世致用、利国利民为目标。在这个问题上，费密同他们的思想理念是基本相通的。

费密遭逢乱世、九死一生，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反思儒学发展的历史。他肯定汉唐诸儒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对宋明理学的“道统论”进行深刻的批判，他感慨道：“自宋以来，天下之大患在实事与议论两不相侔，故虚文盛而真用薄。”值此兵荒马乱之际，空言“即物穷理”“致良知”，无济于事，“岂古经之定旨哉？”所以他抨击宋儒的道统论，认为程朱的性理学说不符合儒家正宗学说，这是有进步意义的，在开创一代学风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李调元与万卷楼

清代乾嘉时期，李调元以藏书宏富、学识渊博、著述丰富知名于世。他一生酷爱读书、藏书，“所得俸，悉以购书。”在任京官，得近大内藏书，他拼命抄读，“御库藏本，无一不备。”他弃官回乡后，购地十亩，建“万卷楼”一座，藏书十万卷，周围辟为园林，取名“囦园”，时人称之为“川西藏书第一家”。

李调元一生著述多达130种，有对前人著述的校刊、纂辑，更多的是自己多年苦心研究的成果。内容包括经学、史学、文学、训诂、音韵、文字、书画、金石、民族、民俗、姓氏、农学等各个专门领域。尽管涉猎范围广泛，探讨内容庞杂，他却始终以一丝不苟、刻苦钻研的精神从事研究，因此获得出色的成就。

1.倾毕生之力构筑《函海》。

李调元是清代前期一个异才，他在学术文化上的巨大成功绝非偶然，首先要归结到他的家学渊源，同时也是他个人先天禀赋与后天坚持不懈、刻苦努力的结果。

李调元的父亲李化楠，号石亭，清乾隆七年（1742）进士，历任知县、府台同知等，一生力行善事，任上颇有政声，著有《万善书稿》《石亭诗集》《醒园录》等书。李调元受父亲影响，自幼爱好读书，涉猎范围极广，凡诸子百家、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天文地理，无所不览。他利用在吏部任职的机会，饱览大内典籍、御库秘本，勤奋披阅，废寝忘食地抄录，据同治《罗江志》，“内府秘藏，几乎家有其书矣”。在任职京师或奉旨外巡期间，虽不能埋头读书，但在“公余之暇，犹手不释卷”。去职回籍后，他更是以读书、写作为乐，“啸傲山水，以著述自娱”，与钱塘袁枚、阳湖赵翼、丹徒王文治诸先生齐名，人称“林下四老”。他深感学海无涯、光阴催人，“念日月之以逝，恐文献之无征……恐一旦填沟壑，咎将谁归？”因而他废寝忘食，以苦读为乐事，无一日之懈。

李调元一生手不释卷，笔不停挥，著述极为丰富。按照杨懋修《李雨村先生年谱》统计，一共130种。兹将其主要著述分年列下：

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前完成者：自刻《李太白集》。

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前完成者：辑《蜀雅》三十卷，《易传灯》四卷，《古文尚书》十卷，《程氏考古编》十卷，《敕文郑氏书说》一卷，《洪范统一》一卷，《孟子外书》四卷，《续孟子》二卷，附《伸蒙子》三卷，《大学旁注》一卷，《月令气候图说》一卷，《尚书古文考》一卷，《音辨》二卷，《左传事纬》四卷，《夏小正笺》一卷，《周礼摘笺》五卷，《仪礼古今考》二卷，《礼记补注》四卷，《易古文》二卷，《遗孟子》一卷，《十三经注疏锦字》四卷，《左传官名考》二卷，《春秋三传比》二卷，《蜀语》一卷，《蜀碑记》十卷，《中麓画品》一卷，《卍斋巢录》十卷，《博物要览》十二卷，《补刻金石存》十五卷，《通俗编》十五卷，《六书分毫》二卷，《古音合》三卷，《蔗尾丛谈》《奇字名》十二卷，《四家选辑》十二卷，《制义科巢记方言藻》二卷，《墐户录》一卷，《醒园录》一卷。

乾隆三十二年（1767）以前完成者：《唐史论断》三卷，《藏海诗话》一卷，《山水纯秀全集》一卷，《月波洞中记》一卷，《蜀梼杌》二卷，《翼元》十二卷，《农书》三卷，《刍言》三卷，《常谈》一卷。

乾隆三十四年（1769）完成者：《江南余载》二卷，《江淮异人录》二卷，《青溪弄兵录》一卷，《张氏可书》一卷，《珍席放谈》二卷，《鹤山笔录》一卷，《建炎笔录》三卷，《辩诬录》一卷，附《采石瓜洲记》一卷，《家训笔录》一卷，《旧闻正误》四卷。

乾隆三十六年（1771）完成者：辑《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上、下共四十卷，《州县提纲》四卷，《诸蕃志》二卷，《省心杂言》一卷，《三国杂事》一卷，附《三国纪事》一卷，《五国故事》二卷，《东原录》一卷，《肯綮录》一卷，《燕魏杂记》一卷，《夹漈遗稿》三卷，《龙龛手鉴》三卷，《雪屡斋笔记》一卷，《日闻录》一卷，《吴中旧事》一卷，《鸣鹤余音》一卷。

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前完成者：《世说新语旧注》一卷，《山海经补注》一卷，《庄子阙误》一卷，《艺林伐山》二十卷，《古隽》八卷，《谢华启秀》八卷，《哲匠金桴》五卷，《均藻》四卷，《谭苑醍醐》八卷，《转注古音略》五卷，附《古音后语、古音丛目》五卷，《古音猎要》五卷，《古音附录》一卷，《古音余》五卷，《奇字韵》五卷，《古音骈字》五卷，《古音复字》五卷，《希姓录》五卷，《墨池璅录》二卷，《法帖神品目》一卷，《金石古文》十四卷，《古文韵语》一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古今谚》一卷，《丽情》一卷，《燃犀志》二卷，《异鱼图》六卷，《补刻全五代诗》一百卷，《翼庄》一卷，《古今同姓名录》二卷，《素履子》二卷，《说文篆韵谱》五卷，《古算经》一卷，《主客图》一卷，《苏氏演义》二卷，《淡墨录》十六卷，《出口程记》。

上述著作（尚未包括《童山文集》《童山诗集》），按类别划分，其中少量是对前人著述的整理，包括校刊、纂辑和刻印；大部分则是自己多年苦心研究的成果。李调元刊刻《太白集》时才二十二岁，名儒袁守侗看了他写的序言后，认为其水平不在皇甫谧之下。并说：“蜀坊无书，独此刻耳！”

通过精卫填海般的努力，李调元终于完成了包括150种著述在内的学术总构——《函海》，并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全部刊行。这部巨著的刊行，使李调元成为学贯古今，博大精深的一代学者。时人评论他的文章，有苏轼神韵；他的诗师法王维、孟郊；而学术著作，无论从数量，涉猎范围或学术水平看，都与杨慎有惊人的相似。

2.西川藏书第一家。

李调元罢官后，回到家乡四川罗江县，在南村买地十亩，建楼一座，名曰“万卷楼”。书库建于乾隆五十年（1785）。其楼四周“风景擅平泉之胜，背山临水，烟霞绘辋川之图，手栽竹木渐成林”。他以赞赏的心情将“万卷楼”所在园林取名“囦园”，并赋诗：

囦园初筑亦悠然，地狭偏能结构坚。

叠石为山全种竹，穿池引水半栽莲。

拈花偶笑人称佛，戴笠行吟自谓仙。

曾到名山游脚倦，此生只合老丹铅。

李调元“万卷楼”实际上是一座藏书十万卷（省称“万卷”）的庞大书库，时人称为“西川藏书第一家”。李调元诗：“我家有楼东山北，万卷与山齐嵯峨。”藏书“分经、史、子、集四十橱，内多宋堑，抄本尤夥”。李调元每天“登楼校雠”，手不释卷。

李调元“万卷楼”的宝贵藏书，应是他和父亲两代人不辞辛劳、辗转购求的丰硕成果。父子两人爱书成癖，尤喜藏书，只要遇到前朝珍稀本、善本，不惜重金求购。李化楠在浙江、河北任知县、知府时，遍购古今珍贵书籍。李调元从浙江省亲返川，将父所购书籍船装航行数千里运回老家入书库。李调元成年后，购买珍稀、善本书籍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嗜好。在做官期间，“所得俸，悉以购书”。^[18]

除了多年大量购买外，藏书中还有不少李调元手抄版本。李调元有抄书怪癖，凡家中所无之书，即借别人所藏图书抄写。作京官时曾如饥似渴地广抄大内藏书。因此，他藏书中“抄本尤夥”。更可珍贵的是，在他的藏书中，“御库抄本，无一不备”。

自刊而藏是李调元万卷楼藏书中的另一部分。他的《函海》《续函海》《童山诗集》《童山文集》均有自刻本。

李调元“万卷楼”珍贵藏书，是四川文化史上的一大丰碑。这一巨大的宝库，不料于嘉庆初年焚于匪患，尽化飞灰，这是四川文化史上一重大损失。李调元“万卷楼”被焚情况是：嘉庆初，四川白莲教起事，当时各地警报频传，社会混乱，嘉庆五年（1800），李调元全家避乱成都，而“万卷楼”“忽被土贼所焚”。李调元归来后，但见平地瓦砾飞灰。他当时悲痛欲绝，“收灰烬瘗之”，并吟诗纪实：

不使坟埋骨，偏教冢藏书。

焚如秦政虐，庄似陆浑居。

人火同宣谢，藜燃异石渠。

不如竟烧我，留我待何如？

云绛楼成灰，天红瓦剩坯。

半生经手写，一旦遂成灰。

獭祭从何检，尤杠漫逞才。

读书无种子，一任化飞埃。

“万卷楼”被焚后，李调元“意忽忽不乐”，忧郁哀伤，完全失去了生趣，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二十一日悲痛万分地离开了人世。(www.xing528.com)

（三）刘沅与槐轩学派

刘沅，字止唐，一字讷如，号青阳居士，四川双流县人，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咸丰五年（1855），享年88岁。他创立“槐轩学派”，学者称槐轩先生，在四川学术界有深远影响。清末民初蜀中国学大师，多出其门。乾隆五十七年，刘沅由拔贡中试举人，此后三次会试皆落第，遂绝意仕进，专注学术研究；同时设帐授徒。道光六年（1826），清廷选授刘沅湖北天门知县，他以侍奉年迈母亲为由婉拒；改授国子监典簿虚衔，仍坚持在成都讲学以终。

嘉庆十八年（1813），刘沅从双流县柑梓乡三圣村（旧名云栖里）祖宅移居成都南门纯化街（又名三巷子，1959年修建锦江宾馆时拆除殆尽），自建宅院，新立门户。因宅院中有百年老槐，浓荫掩映，清爽洁净，刘沅遂名其宅院曰“槐轩”。此后四十二年，他一直在此讲经治学。他秉持有教无类，尽可能为求学者提供学习机会，就学弟子不计束脩多寡，家贫无钱学子一样可以受教。教学内容，除了传统经史之外，还教学生练“坐功”，晨昏晏坐，修真养性，以强健身体。

刘沅称自己从学之初是“仰承庭训”，其家庭教育至关重要。易理之学，算是刘家的家学。刘沅曾祖刘嘉珍因体弱而以读书为业，祖父刘汉鼎则好读《易》，曾著有《易蕴发明》一书。刘沅之父刘汝钦则精于易学，洞彻性理。刘沅关于融道入儒的思想，关于追求纯一即《大学》止至善的思想，主要渊源于此。南怀瑾先生在《禅海蠡测》中提到“成都双流刘沅（止唐）为乾嘉时之大儒，讲道学于西蜀，世称为‘刘门’，传为亲受老子口诀，独居青城八年而道成。著作丰富，立论平允，于三教均多阐发。”拨去传言迷雾，可知道家思想对他影响确实很大。

刘沅“平日裁成后进，循循善诱，著弟子籍者，前后以千数，成进士登贤书者百余人，明经贡士三百余人，熏沐善良得为孝子悌弟贤名播乡闾者，指不胜屈”。其受业弟子遍巴蜀，而其学术则浸浸乎有遍及西南各省与大江南北之势，清萧天石《刘止唐与四川刘门道》中言：“学术界人士，不少以得遊其门庭，为高尚其事也。”刘沅数十年诲人不倦，门生弟子有如桃李满门墙，世称“槐轩学派”，还被誉为“塾师之雄”。当时学子均以“槐轩门人”自豪。其门人在他身后编辑其遗著为《槐轩全书》，咸丰以后间有刊本行世，计收《四书恒解》11卷、《诗经恒解》6卷、《书经恒解》6卷、《易经恒解》5卷、《周官恒解》6卷、《礼记恒解》49卷、《仪礼恒解》16卷、《春秋恒解》8卷、《史存》30卷、《庄子约解》4卷，共30种。

学者认为，刘沅所著《槐轩全书》“是一部以儒学元典精神为根本，汇通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和佛家学说，融道入儒，会通禅佛，而归本于儒，用以阐释儒、释、道三家学说精微，揭示为人真谛的学术巨著”。同时认为，“这部著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博学多方，不仅所涉领域十分广博，而且在学术上和方法上自成体系。其内容之宏富，方法之独特，论述之精深，为当世所罕见，堪称鸿篇巨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槐轩全书》以十三经《恒解》所占比重最大，此外，又有《蒙训》《豫诚堂家训》《保身立命要言》《下学梯航》《子问》《又问》《俗言》等篇，都“言显理微，足资启发”。^[19]

在《槐轩全书》中，刘沅认为，自己深入探究儒学元典精神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宋代性理之学兴盛后，许多人曲解了先儒经典，自两汉以后“圣道弥晦”，解经者“执私见以妄测圣人，而实未能，所言皆谬；欲彰圣人，反失圣人之真；欲觉斯民，反为斯民之累”。他对“历代诸儒”种种“不达圣人之意”的“发明”持否定态度。

正因为如此，刘沅才决心穷毕生之力，寻求儒学真谛，以儒家元典精神为根本，兼容了宋代陆九渊、明代王阳明的心学要义，同时吸纳了佛家和道家学说的精髓，究心于三家学说关于天人之际的精微要义，相互发明，透彻精研，身体力行，刘沅独创由“存心养性”达于“至善”“纯一”“天人合一”的学说。他认为：

天命之谓性。性者，理气之原而人与天地共者也，以其所自出言之，则曰命。从古圣贤教人尽性必由养心，心者神气之主，而或仅以穿穿寂守为治心，则必废天地民物之常经。气者，理所载以行，而或以口鼻吐纳为养气，则必为偏枯怪诞之异学。三代以后，儒释道分门，历代先贤扶而抑之，可谓详且切矣。然不究乎理所之主宰与吾身所以相关之故，则人固不知此心何以与天地参，而不明言养气存心之所以然，则人尤不知此身可以与乾坤一气也。

他指出，存心养性，必须以动、静、内、外相结合，静固然是动之本，但由于人心浮躁不宁，若不养浩然之气，则性无所居，心终难静，“《大学》言止于至善而后定静安，即此义也。果能定静安矣，则先天之性可以有诸己，由是而充实光辉以至化神”，达到至善、纯一而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刘沅在世之时，其学术影响已远播他省，被人尊称为“川西夫子”；逝世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川督锡良奏准在国史馆为刘沅列传。作为一个学问家和宗教家，刘沅的学术和宗教事业都后继有人。刘沅教业的真正继承者是第六子刘梖文，在刘梖文掌教的二十余年间，“刘门教”从初期创立的理论缔造阶段，发展到扩充教门、进行宗教实践活动的阶段。除了一些例行的斋蘸和法会外，还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在巴蜀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沅学术上的继承者是孙子刘咸炘。刘咸炘对其父刘梖文的教业不感兴趣，他专攻学问，学术上融文、史、哲于一炉，虽在壮年去世，但是著作已经等身。著名学者梁漱溟、陈寅恪、蒙文通都对他推崇备至。蒙文通称他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刘沅晚年喜致力于公益，集资筹办慈善事业，修复祠庙。如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主持修葺成都武侯祠，重新审定树立祠内文臣武将塑像。现在，武侯祠内47尊蜀汉历史人物塑像中，有25尊是在刘沅的主持下重塑的，至今人们所见仍为刘沅调整后的风貌。刘沅为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几处名胜古迹挥笔题咏，遗存多处锦绣诗文。还在祠内留下了33通碑碣，除两廊每尊塑像前的小石碑计28通外，另有《汉昭烈庙从祀功臣记》碑、《巍然庙貌》诗碑等5通。今天成都武侯祠尚存刘沅撰书的《巍然》等碑石，杜甫草堂尚存刘沅撰书的一块七律诗碑。书法圆润遒劲，取法甚古，风采动人，此外，刘沅还重修了位于成都西郊的黄忠墓。而刘家人自刘沅开始，五代人关爱武侯祠，堪称蜀中佳话。

（四）纪实史学

清代四川史学著述，以顺治、康熙时期成就最大，价值最高，其特色是纪实史学。明王朝倾覆之后，四川遭遇三十年左右的乱世。在饱受颠沛流离、杀戮死亡威胁之后，不少文人士子出于求实存真，为后世保留历史真相的考虑，喘息初定，就着手撰写自己的离乱实录。由于大多是亲身经历，笔触之细腻、事件之写实、过程之详尽，超出一般历史记述。《蜀乱》的作者欧阳直坦诚表明：“余蜀人，知蜀事，即以蜀论。”《蜀难纪实》的作者杨鸿基也说他在四川战乱中九死一生的经历，“至今思之，尤为心悸。故详忆见闻，传之笔札。事皆考实，言非无稽”。同时他也表明，部分传闻可能与事实有出入，“将来有事蜀乘之君子，补掌故之遗，或可证传闻之误云尔”。笔者认为，这是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因此，我们既不可因个别史书无限夸大张献忠杀人数量就否定其暴虐滥杀的史实，同时也要认真研究这些纪实类著作披露的史实，对其中的传闻要多方核实，才能决定取舍。兹将与成都有关的清初纪实史学著作摘要作一简述：

1.《荒书》。

《荒书》1卷，新繁费密撰，全书约2万余字。此书完成于康熙八年（1669），是纪实史著中出炉较早的一部。费密采用编年体记述崇祯三年（1630）到康熙三年（1664）张献忠及其大西军在四川的活动情况。所记内容多系作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叙事详明赅实，文笔简洁流畅，不失大家风范。这里节录一段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张献忠攻占成都时费密的史实记述：

八月七日，张献忠至成都，以火攻轰破成都北角楼，成都遂陷。龙文光、刘镇藩死战中。蜀王并妃赴井死。蜀王世子平□内江王奉鋚，巡按御史刘之勃守西道。陈其赤同知、方某、推官刘士斗、华阳知县沈云祚皆执于贼。封世子为太平公，数月杀之。刘之勃等皆不屈，死。

费密以一段简练的记述，就将张献忠攻占成都的史实表达出来。我们由此知道，大西军采用火攻方式，轰破城北角楼，进入成都。守将龙文光等战死，蜀王及其妃子均投井死。巡按御史刘之勃被俘后，宁死不屈，被杀。蜀王世子归顺后，被封为“太平公”，数月后也被杀害。如此宝贵的原始资料，有赖史书保存下来。

《荒书》最早流传大关唐氏刻本《怡兰堂丛书》本。新繁杨氏又以其抄本校勘。1983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将此抄本纳入该社编辑的《明末清初史料选刊》，并据《怡兰堂丛书》本改正误字，并加以标点正式出版。

2.《蜀乱》。

《蜀乱》1卷，亦名《欧阳氏遗书》，或名《蜀警录》，四川嘉定欧阳直撰。该书内容分为首次两篇，首篇记述张献忠大西军和其他农民军的活动：次篇记述自己“历二十余年之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苦难生活。欧阳直被大西军俘获后，被任命为“记室”（书记官），很受重用。其后乘机逃出后，先后在杨展军和入川清军担任知县、通判等职。刘文秀令其掌管四川财政、司法，后又担任永历政权高官。他对张献忠大西军、四川地方武装以及入川清军内部情况了解甚多，成为《蜀乱》的资料来源。这里节录《蜀乱》中有关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的一段记述：

献贼僭称帝，改元大顺，以蜀王府为宫阙。加孙可望监军、节制文武，平东将军刘文秀挂先锋印，抚南将军李定国，安西将军艾能奇，定北将军王尚礼总理皇城，都督汪兆麟为阁部，余晋级有差。全设部、院、监、寺、科、道各衙门，升成都为西京。四道设学院四员，取士察吏。

从欧阳直的记述可以看到，张献忠攻占成都后，也曾堂而皇之地改元称帝，定都成都，除强化他的军事部署、加封各路将军外，也设立了内阁宰辅和各类执事衙门；还分设四道学院，准备开科取士。只是因为大西政权建立后，面临敌对势力反扑，不能实现偏安梦想，成都难以保全，张献忠思想情绪才发生突变。

3.《蜀难叙略》。

《蜀难叙略》1卷，太仓沈荀蔚撰，全书约2.2万字。该书记述了崇祯十五年（1642）到康熙三年（1664）张献忠大西军及夔东十三家在四川的军事活动。沈荀蔚为崇祯末年四川华阳知县沈云祚之子。沈云祚被大西军杀害时，沈荀蔚已经七岁，与母随舅父张叔度逃往洪雅县止戈街避难。据同治《嘉定府志》，顺治十二年（1655），“补眉州庠，旋客中丞署”。《蜀难叙略》所记内容多属沈荀蔚亲身经历及采访记录，史料价值相当高。这里节录一段发生在成都的杀人纪录：

献忠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听考，到即禁之大慈寺。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街头验发，如发某一庠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州县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

张献忠以西王之尊，调集远近乡绅到成都，然后全部屠杀。然后又以省城“听考”的名义，调集府、州、县学的生员到成都，集中关押在大慈寺。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尸首投江，锦江为之阻塞十余日。其惨绝人寰的罪行，令人发指。

4.《五马先生纪年》。

《五马先生纪年》，原稿已散佚，现存抄本分上、下卷，约1.4万字。^[20]作者傅迪吉，字石公，成都府简州人士。他在顺治二年（1645）冬由五马桥到简州城，准备在大西军营地出售蜀绸，被捕获。在关押期间，他投附军官张洪宇，被收为义子。不久，他在行军途中逃离，辗转简州各地，于顺治四年（1647）回到家乡五马桥。此后，曾迁居蒲江、眉山等地，又到过成都。顺治十年（1653）回到简州。屡试不中，遂先后在家乡教书，并去荥经贸易。晚年设馆训蒙。

《五马先生纪年》是傅迪吉的自传，他用编年体裁，简要记述了崇祯十年（1637）傅迪吉十一岁直到七十岁以上的经历和见闻。其中特别有史料价值的是，他投附大西军前后的亲身经历，有关张献忠军中情况、入川清军和南明军的部分见闻，以及顺治、康熙时期四川社会经济情况。

此稿是当事人记当时事，为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此稿经胡昭曦教授校勘、标点并撰写《出版说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正式出版。^[21]

（五）方志成果

明清成都学术成就还包括经久不衰的地方史志。有关全省性的方志有：明熊相纂修的正德《四川总志》37卷，明刘大谟、王元正等纂修的嘉靖《四川总志》16卷，明虞怀忠、郭棐等纂修的万历《四川总志》34卷，明吴云皞、杜应芳等纂修的万历《四川总志》27卷，清蔡毓荣、钱受祺等纂修的康熙《四川总志》36卷，清查郎阿、张晋生等纂修的雍正《四川通志》47卷，清常明、杨芳灿、谭光祐等纂修的嘉庆《四川通志》204卷。有关成都市区的方志有：明冯任、张世雍等纂修的天启《新修成都府志》58卷，清佟世雍、何如伟等纂修的康熙《四川成都府志》35卷，清王泰云、衷以壎等纂修的嘉庆《成都县志》6卷，清董淳、潘时彤纂修的嘉庆《华阳县志》44卷，清李玉宣、衷兴監等纂修的同治《成都县志》16卷。私家地方史志著述有价值者亦不少，明代杨慎研究云南历史的《滇载记》、搜集整理编辑的四川古代文献汇编《全蜀艺文志》，陆深的《蜀都杂钞》、杨学可专写明玉珍史事的《明氏实录》，谭学思记载四川各少数民族情况的《四川土夷考》、宦游四川的明代学者曹学佺编纂的有关四川的大型文献资料《蜀中广记》，费密记载明末四川史事的《荒书》，苟廷昭记载明代以前蜀中史事的《蜀国春秋》，陈祥裔《蜀都碎事》，李馥荣记载明末清初四川史事的《艳澦囊》，张邦伸记载蜀中史事的《锦里新编》16卷，彭遵泗记载明末清初四川史事的《蜀故》27卷，张澍补正《四川通志》的著作《蜀典》12卷，等等，均有很高史料价值。

这些地方史志著述，对我们研究四川地方历史文化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成为今日城市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参考，反映了清代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基本情况，也受到迅速恢复发展的社会经济的影响。

清王朝建立后，即要求全国各省纂修地方志。顺治十七年（1660）完成的《河南通志》，带动了全国编修地方志书的热潮。因清初四川战乱不断，人口大量死亡、流离，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以后，才将地方志纂修提上议事日程。

清代成都府及其所属州县共计纂修府、州、县三级志书41部。除康熙《成都府志》外，州、县志共计40部（州志8部、县志32部）。

从清代成都府地方志纂修情况看，康熙朝刚刚起步，只有《成都府志》《崇庆州志》《新津县志》3部，大都极为简略，除《成都府志》差强人意外，其余两部仅1卷或“不分卷”。纂修地方志的高潮从乾隆朝开始，直至光绪时期，主要的州县志都在这个时期杀青告竣，证实了经济与文化息息相关的论题。

在编修县志之余，金堂、双流、郫、崇宁、灌、新都、新繁、新津等8县还编写了本县《乡土志》，灌县彭洵撰写了《灌记初稿》，汉州张邦伸还撰写了《绳乡纪略》。这种前所未有的地方修志盛况，表明地方文化随经济持续发展而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