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费著的研究进展-成都城市史

南宋晚期蒙古军入侵四川、攻占成都的数十年的大战，蜀中历史、文化典籍焚荡殆尽。元代四川人口凋零，成都学术方面略可称道者，应为费著仕元后对搜求地方史志的贡献。成都华阳人费著，元泰定元年（1324）进士，任太史院都事、翰林学士。官至汉中廉访使、重庆府总管。对故乡文献有浓厚兴趣，利用自己的职权，动员下属广为搜求，终于找到南宋庆元《成都志》和《成都文类》不同抄本的残卷，包括《岁华纪丽谱》《笺纸谱》《蜀锦谱》《楮币谱》《钱币谱》《蜀名画记》《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氏族谱》《器物谱》等九种谱、考、记。在此基础上编纂出至正《成都志》，他于元至正三年（1343）二月为该志所撰写的《序》中如实记述了至正《成都志》的编修原委：

全蜀郡志无虑数十，惟成都有《志》、有《文类》，兵余版毁莫存。蜀宪官佐搜访百至，得一二写本，乃参稽订正，仅就编帙。凡郡邑沿革与夫人物、风俗，亦概可考焉。遂鸠工鋟版，以广其传。(www.xing528.com)

费著序中所说的《志》及其《文类》，就是南宋庆元间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成都知府的袁说友主持编撰的庆元《成都志》和《成都文类》。袁说友是一位德才兼备、极富学术眼光的地方大吏，在他为庆元《成都志》撰写的《序》中，可以看到他对唐宋时期成都文献的明辨功夫和对所聘八位学者的倚重。有了如此优越的编撰条件，庆元《成都志》和《成都文类》才能在那时诞生。这些文献囊括了成都历史文物、文学艺术、民情风俗、土产工艺、掌故方物，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唐宋四川地方历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南宋晚期数十年蒙古军对四川的毁灭性战争，几乎毁掉了历代积存的重要典籍，庆元《成都志》和《成都文类》幸存下来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偶然。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些珍贵文献，是费著及其同道的功绩。他在至正《成都志》的《序》中，证实材料来源是庆元《成都志》和《成都文类》，就“一二写本”作了“参稽订正，仅就编帙”。而且他在至正《成都志》中还保存了袁说友的《序》，应该是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