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雍、乾时期，随着成都城市商业的繁荣，城市娱乐业也兴旺起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戏曲的兴盛。
明末清初，四川戏曲虽受战乱影响，演出活动很少，但并未完全绝迹。顺治十六年（1659），张献忠部将高承恩、杨国明嘉定会合，置酒盛宴，“兼奏女乐演传奇，以侑酒”。当时演戏已作为酬神的必要内容，“川主祠前卖戏声，乱敲画鼓动荒城”。康熙癸巳科进士向日贞，少年时曾“为人诓去，诱入梨园学戏”。乾隆间，南北各地声腔纷纷传入四川，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载：“……昆腔之外，有石碑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当时演出内容，除元代杂剧外，一些文人学士参与创作。著名戏曲家杨潮观，多才多艺，“尤工戏曲，通音律，编成杂剧三十二种”。“取古今可观感事制乐府付梨园歌舞”。有四桂先生，“性喜丝竹，不能寂居。又工乐府小令，家有数童，皆教之歌舞”。外省著名演员，云集成都，艺坛群星灿烂，新人辈出，甘肃名伶张银花，“工弦索……亦习秦腔”，乾隆三十六年（1771）随其班主咸阳张某来成都演出，“以其地人众，可渔利”。江苏吴县邹在中，“侨居成都，善昆曲”。
昆曲或曰昆腔，原为江苏地方剧种，大约在清初南北各省移民大量迁川的时候即已传入四川；清代前期，已成为四川戏曲中的重要声腔。由于昆腔唱词骈丽典雅，内容多取材于乐府、杂剧，以檀板合拍，丝竹伴奏，抑扬顿挫，悠扬婉转，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尤为士大夫阶层欣赏，尊为雅部，如乾隆时四川著名文学家李调元自置小梨园一部，“因就家僮数人，教之歌舞。每逢出游山水，即携之同游”。小梨园主要演唱昆腔杂剧，吴县邹在中侨居成都，善昆曲，调元即延聘到家请他教授昆腔。每逢冬季，调元即“围炉课曲，听教师演昆腔杂折，以为消遣”。小梨园还排演过《红梅传奇》《十五贯》等优秀杂剧。
与昆腔差不多同时传入四川的秦腔、弋阳腔等，“曲文俚质”，多取山歌、俗调声腔，“虽妇孺亦能解”。时人称之为花部，多为民间喜好，比之于“极谐于律”，但又使一般观众“茫然不知所谓”的雅部昆腔来，其市场要广阔得多。
昆曲虽受到花部声腔挑战，但由于它有着别的声腔无法取代的优点，因而在四川戏曲艺术中仍有较高地位，“梨园共尚吴音”；在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中，更具有特殊的魅力。道光间，成都剧部昆曲最盛，士大夫闲暇“多为丝竹之会”。成都著名昆曲演员曲玉凤，被公认为“昆部旦色第一”，她唱腔优美动听，声情并茂。其妹美艳绝色，为督府一幕僚纳为偏房，生一女，年十三，能度曲，擅长表演古典杂剧。演出《绣襦记》《浣纱记》《紫钗记》等名剧时，声腔曲折韵逗，引吭转声，高唱低吟，清柔无比，闻者叹绝，技艺可与其姑母媲美，一时名噪锦里。稍长，家道零落，常常出入官宦名门聚会，作精湛表演。著名昆曲乐师崔荆南，华阳县人，道光丁未（1847）进士，选庶吉士。荆南善解音律，演奏昆曲箫笛，极富特色。少年时已列名词林曲苑，顾影自喜，踌躇满志。成都每开曲会，无小崔之笛不乐。此外，昆曲乐师中，还有擅长击鼓的蒋八。他的精湛鼓点，给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5]
当时的曲会，大多在官宦贵胄官邸私宅举行，谓之堂会。每次演出，大府首县毕集，幕僚清客如云，江南籍官员往往携带眷属赴会。女眷中，不少人熟悉声乐，演出时，还跻身乐队，敲击檀槽、丁宁或吹奏箫管，场面十分热烈。咸丰间，李蓝义军横行全川，士大夫惶惶不可终日，无暇顾及声色之乐；加之秦腔、弋阳腔、徽调深入民间，为广大群众偏爱，昆曲暂告衰歇。
清同治六年（1867），两江总督吴棠调任四川总督。吴棠通解音律，尤精昆曲。在江淮任上时，就招致昆班，教习技艺，常令举办大型曲会演出。来川任职后，苦于川省无昆班可供消遣，不久在苏州招募昆班名伶十余人来成都，名其班日“舒颐”。每日午后公事毕，即招舒颐班入署演剧，在署内习静园与二三幕友吹笛度曲。他考虑到舒颐班曲高和寡，担心日后难以自给，遂集资购置良田百亩，作为养生之资。并将成都江南会馆拨给舒颐班，作为剧班常住地。迨吴棠光绪初死后，舒颐班在官民中已渐有知音。除昆曲外，舒颐班还善摆灯，最宜卜夜，变幻莫测，不可名状。每逢冠盖云集，必招之献技。由于食住均有常资，直至民国改元后，舒颐班诸伶始告星散。(www.xing528.com)
其他剧部声腔对成都戏剧影响也很大，本地演员中才艺出众者亦不少，成都金堂人魏长生，排行三，专攻秦腔花旦，乾隆三十九年（1774）上京演出，“名动京师”，“凡王公贵胄以至词垣粉署，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一时不得识魏三者，无以为人”。其他名伶还有万县彭庆莲、成都杨芝桂、达州杨五儿、叙州张莲官、邛州曹文达、巴县马九儿、绵州于三元、王升官等。魏长生的弟子刘玉郎、陈银官、蒋四儿等，亦成为梆子花旦名角。伶人组织班部，作为演出单位，较为有名的班部有：“庆华班”“金贵班”“双庆部”，稍后有“玉泰班”“舒颐部”“上升班”。
众多的戏曲班部，首先是供驻省城各级军政官僚纵情享受，“一般民间扮演戏剧，原以藉谋生计，地方官偶遇年节，雇觅外间戏班演唱”，督署内“自养戏班”，“教演优人及宴会酒食之费，并不自出己资，多系首县承办，首县复敛之于各州县，率皆股小民之脂膏，供大吏之娱乐”。
其次，为适应众多本地人口和外省客商的娱乐需求，成都戏曲班部亦集各省地方戏之长，兼收并蓄，形式多样，昆高胡弹灯各展其长，加之剧目丰富，多姿多彩，深受群众欢迎。时锦城竹枝词说：“见说高腔有苟莲，万头攒看万家传；生夸彭四旦双彩，可惜斯文张四贤。”民间年节，迎神、报赛、宴会、酬宾，均有演出活动。描述玉泰班二月沿街演出的“春台戏”说：“玉泰班中薛打鼓，滚珠洒豆妙难言；少年健羡多花点，学问元宵打十番。戏演春台总喜欢，沿街妇女两旁观；蝶鬟鸦鬓楼檐下，便益优人高处看。”成都演戏开场，一般不限时间，但演出内容精彩，观众情绪高昂。唯独陕西会馆规矩甚严，约定放纸爆为节，一、二、三爆后不开场下次即不再招雇此班。“庆云庵北鼓楼东，会府层台贺祝同；看戏小民忘帝力，只观歌舞扬天风。戏班最怕陕西馆，纸爆三声要出台；算学京都戏园子，迎台吹罢两通来。”成都年节盛行“社火”戏，情景动人，热闹非凡。“迎晖门内土牛过，旌旆飞扬笑语和；人似山来春似海，高妆女戏踏空过。”
客籍会馆是经常演戏的场所，各省客商习俗爱好不同，大多偏爱本省地方戏。成都陕西会馆最多，馆内秦腔梆子最叫座，生活情调浓郁的四川灯戏也颇受欢迎：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齐。过罢元宵尚唱灯，胡琴拉得是淫声；《回门》《送妹》皆堪赏，一折《广东人上京》。[16]
戏曲之外，成都娱乐业尚有评书、洋琴、杂技、莲花落，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说：“清唱洋琴赛出名，新年杂耍遍蓉城。淮书（即评书）一阵莲花落，都爱廖儿哭五更”。都市生活在各种娱乐文化点缀下更显示出她的繁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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