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即位后，为保持对中原的牢固统治，开始笼络汉族地主，在京都和地方设置学校，恢复科举考试。明代建立之初就建立了一套文化教育制度，各省设提学使，全国府、州、县开办学校，设教官，课程为“四书”“五经”、大明律和文诰（大明律以外的特殊法令）。省、府、州、县学的生员经过地方上的考试，才能取得入学资格。生员一生埋头苦读“四书”“五经”，致力于不同规格的科举考试，经县考、州考、乡试、会试、殿试才能取得做官资格。明统治者通过这种方式，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之永远不超越孔孟之道，泥守儒家经典。
明初，成都府学开设于文翁石室，成都县、华阳县、双流县也率先分设县学，成都府学设教授1名，训导4名，生员定额40人，成华县学各设教谕1名，训导2名，并生员20至30名，府、州学均设训导，师生月廪食米6斗，有司供给鱼肉，学官月俸有差。在校生员专治一经，按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为惩罚犯规生员，还将洪武十五年（1382）颁布的禁例十二条镌文卧碑，安置明伦堂之左，凡犯规生员，按违制论处，所谓“庠声序音，重视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通过这种方式，由此而达到“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的目的。朱元璋用这种方式，将天下读书人纳入彀中，以杜绝异端邪说。(www.xing528.com)
清代沿明之制，各省设督学道，设府、州、县学，并设八旗、宗室官学，实行科举考试。顺治十八年（1661），四川巡抚佟凤彩在明末毁圮的文庙和学堂废墟上，重建成都文庙和府学，稍后，成都、华阳二县也分立县学。但是，清代旧学仅仅是敷衍门面的官学，府学例不讲读，每月仅召集生员训示一次，学官不事教授，士子不重读书，实际上仅仅是为科举考试预备的演习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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