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成都城市经济繁荣推动河道建设与桥梁发展

除上述几方面的城市建设外，在与城市经济和市民生活有关的市政设施方面也陆续得到兴建和增设。

（一）道路的修筑

清初，由于市区道路年久失修和战乱的破坏，行旅已无法通行。据同治《重修成都县志》，雍正七年（1729），巡抚宪德奏准以明蜀王府废坏的围墙砖铺砌街道，使残破的街道得到了初步整修。但是，主要的通衢大道仍未得到应有的改善，特别是外北官道为川陕驿传大道起点，又是成都与北方诸省长途贸易的必经之路，“行旅往来如织”。由于地势低洼，“每于夏秋之交，积雨未消，淖深数尺，车马困于泥泞”，不仅使商旅裹足，而且“凡朝报封章或因此而迟滞”。乾隆四十八年（1783），李世杰任四川总督后，倡议修建官道，率僚属捐俸作为修路经费，采附近山石铺砌道路。李调两江总督后，后任总督保宁等继续修筑官道，达到三河场。完工后的北门外道路，“宽平修整，履之坦然”。时人竹枝词赞曰：“驷马桥头石路平。”

与此同时，由布政使主持，修建了城中石街。但官方承办的这类为数有限的街道工程远远不能解决成都数百条街道的更新问题。因此，大量的零星修路工程，多由地方绅商承头，以举办慈善事业名义，募捐兴工。如钟明吉“捐修西关外麻塘坝石路二里许”，傅廷秀“竖石街衢，使背负者得以息肩”等。

（二）桥梁的架设

成都地处都江堰水系，城内外河道纵横，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商业贸易活动的增加，兴建桥梁成为成都市政建设的迫切要务。对此，《成都府志》及《华阳县志》多有记述。

万里桥（今南门大桥）：旧桥毁于明末战乱，康熙五年（1666），巡抚张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翀霄率同府县官捐俸重修，仍覆以屋，匾额书“武侯饯费祎处”，知府冀应熊书“万里桥”勒石。乾隆五十年（1785）总督李世杰进行补修。桥高三丈，宽一丈五尺，长十余丈，旁有栏楯，中部隆起，架石为梁。

安顺桥（旧名长虹桥）：位于治城外东大佛寺前，跨内江，长二十丈，阔一丈，架木为之，上覆屋顶，创建年月无考，乾隆十一年（1746），县令安洪德重修，并题匾额。

九眼桥（旧名洪济桥）：亦曰镇江桥。明末遭战乱破坏，乾隆五十三年（1788），总督李世杰补修，更名九眼桥。

长春桥（旧名濯锦桥，俗称东门大桥）：位于府城东门外，跨油子河，明天启《成都府志·津梁》已有记载。桥长十余丈，宽二丈，高二丈，石砌拱式，有三洞，中部稍隆起，两侧翼以栏楯。遭明末战乱破坏，乾隆五十年（1785）重修，光绪十二年（1886）再次重修。

龟化桥（俗称青石桥）：位于城东南青石桥街，明天启《成都府志·津梁》已有记载。桥为石砌平式，桥洞一，桥上有覆屋。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修。

太平桥：位于城东半边街，跨金水河，桥为石砌平式，桥洞一。乾隆五十五年（1790）创建。

一洞桥：位于城东半边街，跨金水河。桥为石砌，拱式，一洞。同治十二年（1873）创建。

余庆桥：位于城东南半边街，跨金水河。桥为石砌，拱式，一洞。乾隆十八年（1753）创建，同治九年（1870）重修。

卧龙桥：城东南南打金街，跨金水河。桥为石砌，拱式，洞一，桥上有覆屋。创建年代不详，清光绪三十年省城街道图有记载。

景云桥：城东南龙王庙街，跨金水河。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建，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建。

金水桥（俗称拱背桥）：位于城东南东岳庙街，跨金水河，桥为石砌，拱式，一洞。创建年代不详，光绪三十三年（1907）重修。

普贤桥：城东清安街，跨金水河，旧桥为木板桥，嘉庆六年（1801）重修，桥为石砌，拱式，一洞。

大安桥（俗名下里桥）：位于城东珠市街，跨金水河，创建年代无考，嘉庆十五年（1810）重修。

总汇桥：位于城内顺城街，乾隆二十二年（1757）兴建。

梓潼桥：位于城东古梓潼街，创建年代无考，乾隆三十九年（1774）重修，因系梓宫官所在地故名。(www.xing528.com)

双庆桥：位于城东庆云庵左侧，嘉庆四年（1799）建。

化成桥：位于城西，跨磨底河，创建年代无考，咸丰六年（1856）重修，石桥。

成都水系密集，桥梁关津甚多，上述17桥仅仅是清代新建、重建市区桥梁的一部分。例如金水河上桥梁，宋代仅8座，清雍正年间合计不过10座，经乾隆大规模新建、重建，桥梁总数增加到20余座。再以城东华阳县属为例，清初新建、重建桥梁只有二座，乾隆时期达到12座，华阳县近城十里的集市贸易繁荣地区，清初无一座新修、重建桥梁，乾隆时期却达到19座。由此可见，清代成都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桥梁建设的发展。

清代成都新建、重建桥梁的费用，少量的来自地方经费或地方官捐俸，如乾隆时期，川督李世杰修复万里桥、九眼桥，华阳县令安洪德重修安顺桥等。主要的工程费用则由地方绅粮、商贾和市民行善捐资。如陈继舜“创修孔道桥梁”，傅廷秀对“桥梁有损坏者，修补之”，苟登元见“城东安顺桥车马辐辏，岁久木穿”，慷慨捐献厚木板作桥板，使桥梁“坚固如初，行旅便之”。由于通衢要津上的大桥是成都商业贸易的生命线，地方官、绅粮、商贾一般乐于捐资修建。如成都东门长春桥，“出东门自西而东者轮蹄络绎，视他路较多，百货交驰，是以本地繁庶而毂击肩摩自朝达旦，必以东门桥为最”。乾隆年间，东门石桥将圮，于是“谋重修者数十人”。修建大型桥梁的经费，少则数百两，多则愈万金。

（三）河道建设

自秦代李冰穿检江、郫江于成都市区，用于行船、灌溉以来，开凿人工河渠，为城市经济发展服务，一直是历代成都城市建设的要务。唐贞元元年（785），韦皋任西川节度使，凿解玉溪，自西北引内江水入城，斜流东南至大慈寺前，于东城垣入内江。大中祥符七年（853），白敏中任西川节度使，于城中开凿金水河。金水河导源于郫江之石犀渊，向东流入解玉溪，解玉溪和金水河沟通两江，连贯成都东西两面的新水道，自唐迄清，是市区用水的重要来源。唐乾符三年（876），高骈为防御南诏，于旧城外扩筑罗城，为此，于郫江西北縻枣堰筑堤，阻挡南流之水，使郫江水注入新开凿的清远江。清远江绕罗城北垣而向东，太玄门（北门）外有跨江大桥，后称清远桥（今北门大桥），大东门外亦有跨江桥曰长春桥（亦名濯锦桥或东门大桥）。内江水源枯竭后，自然废弃。据学者考证，成都城南，自石犀寺（指新石牛寺）沿上、中、下三莲池，可能是内江故道。内江断流后，解玉溪与金水河上游又向西新凿一段河道，才得到高骈新开西壕之水。同时，金水河流注解玉溪，溪流入内江，迨内江断流，溪又遭湮塞，金水河下游不得不增凿一段河道以注入新开的清远江。晚唐至清季一千年间，为解决绕城二江和金水河、解玉溪的水道问题，历代均有许多疏浚措施，明清两代擘划尤多。

明初筑蜀王府，在内城（皇城）与萧墙（王府外城）之间，凿御河，城下蓄水为濠，环绕内城。清初御河湮塞，雍正九年（1731），四川巡抚宪德于三桥西北，重浚御河，环贡院（建于旧蜀王府内城）外，又增辟河道沟通金水河，以利舟楫。

明嘉靖时，金水河年久淤塞，仅存一线，巡抚谭纶主持疏浚，疏浚后的金水河，广三尺余，深尺余，又作石堰一，闸一，桥一。清雍正九年（1731）成都知府项城再浚金水河，自磨底河起，经城中以达东门外府河，共1526丈，河西首当满城入口处密布铁栅，只令通水，不得通船。水船由东门进者，仅能到达满城东水关，两岸均为商贾辐辏之地。东关货物行李，城外米、蔬、柴炭，均可船运入城，在三桥集中贸易，以利商便民。

清代地方当局对城市河道的管理有一定规章制度，疏浚经费来自都江堰岁修工程费盈余，由水利同知衙门主管开支。而都江堰岁修经费由成都、华阳、温江、灌县、崇庆、新津、郫县、新都、新繁等九个用水县计亩分摊，按年解交，城市水道疏浚经费也因此得到保证。金水河主要流经成都、华阳二县，疏浚工程关系二县利害，因此，成华二县往往主动担负疏浚任务，使金水河疏浚工程有了切实保证。清代金水河常年畅通，水上运输、沿岸商业、手工业行店密集，三桥附近更成为各类商品货物集散中心，这不能不归功于地方官民对城市水道的维修和管理工作。

（四）下水道的设置

由于成都城市人口众多，如何排放污水，成为城市建设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从唐宋时期的记载看，当时的城市污水主要是通过环街渠道与城内外河道沟通而加以排除的，因此，历代疏浚市内渠道的记载不绝于书。这种排污方式虽然有一定的效用，但在河渠枯水季节，污水便不易流出市区，积蓄的污水很容易造成城市污染，危害居民健康。清代排污方式较前代进步，开始挖掘下水道（阴沟），作排污专用。下水道密布市内各街区，纵横交错，支道与主道间保持一定的落差，使污水排放顺利。同时，为避免污染环境，下水道上部扣以石板，有的还用油灰合缝。为防止下水道阻塞，市区下水道实行定期疏浚，由当地居民筹资或担负劳务，各街区设有土地会，每年清明由土地会会首集资募工，对下水道进行清理工作。这样，在每年夏秋多雨季节，就可以避免因下水道阻塞而发生污水浸漫。

综上所述，明清成都城市建设虽然侧重点仍在体现封建专制统治的城池防卫和官署王府建设方面，但是，对体现成都古典文化传统的名胜古迹、寺观园林方面的建设也受到地方官和民间的重视，在恢复和重建中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杜甫草堂、武侯祠、崇丽阁（望江楼）等重要名胜，就是在明清两代达到它恢宏规模的。由于明清两代城市经济，特别是商业贸易的蓬勃发展，必然给城市建设以巨大的促进，市区范围扩大，街巷不断增加，通衢大道、桥梁水系，适应城市人民生存需要的公共设施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这表明，明清成都城市建设已进入两千余年来最有生气的阶段。

【注释】

[1]以上官署位置，凡未标明今址者，均以明正德《四川志·公署》、明嘉靖《四川总志·监守》、明天启《成都府·学校·成都府志图》所标明的明代街区为准。

[2]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书末附图：《光绪五年图》《光绪三十年图》，均据原图简绘。

[3]张学君、张莉红：《成都通史》卷六《清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6－75页。

[4]见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04－305页。

[5]摹刻碑在今天的说法堂内戒坛后壁，正因为有此匾额，所以文殊院也曾被称为空林堂。

[6]据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调查，又据清末傅崇榘《成都通览》统计：城南清真寺共有九处，分布于中纱帽街、白丝街、鼓楼南二街、东华门街、西御街、贡院街、东鹅市巷、西华门、东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