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史：文化、文物胜迹、寺观和园林建设

恢复和重建文化、文物胜迹、寺观园林是清代成都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清代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基本情况，也受到迅速恢复发展的社会经济的影响。二百余年的移民社会留下了不少值得后世关注的文化建设遗存。

（一）文化、文物胜迹

1.文庙和锦江书院的建设。

明末清初，文翁石室遭到严重破坏。清顺治二年（1645），文庙也失火焚毁。顺治三年，成都城市遭到大西军焚毁，石室文物几乎全部破坏，其中尤以隋唐五代所刻石经损失最为惨重。石室旧貌在清初已荡然无存。顺治十八年，四川巡抚佟彩凤在前代文庙、石室书院和成都府学遗址上动工重建文庙和府学（在文庙西），历时三载，到康熙二年（1663）竣工。全部建筑采用仿古手法，形制崇宏，殿阁巍峨，其主体建筑大成殿尤其壮观。康熙四十三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文庙之西设立锦江书院。书院依北宋王安石创太学三舍之法，将院舍分为外舍、内舍、下舍三等，以适应书院考察和选拔院生的需要。康熙六十年锦江书院规模扩大，招生人数增多，四川提学使方觐又增修讲堂学舍。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川总督文绶、布政使钱鋆又扩建书院讲堂，并增置学田，使书院规模进一步扩大。嘉庆十九年（1814），成都知府李尧栋又增修讲堂于石室之后。锦江书院经过历次增修扩建，院舍完备，规模宏大，成为成都乃至四川书院之冠。

2.新建墨池书院。

明代万历年间曾经重修洗墨池，池北建有草玄堂，池前建有子云亭，但是在明末清初的战火中尽毁。清初，扬雄墨池旧址已改作民居，也曾重建子云亭。道光元年（1821），提学使聂铣敏筹建书院，购得墨池故址民房三大院，空地数亩，以中院建墨池书院，将左院辟为东园，以右院建廉泉精舍。并就原有堂庑斋舍加以修葺，作为讲堂学舍，其余隙地分设亭榭蔬圃，遍植花草竹木。此外，还置学田百余亩，作为经费来源。聂去职后，书院为当事者所坏。民国时期仍然存在。

3.培修惠陵和武侯祠。

明末战乱中，成都先主庙、武侯祠均毁圮。康熙七年（1668），巡抚都御史刘格培修惠陵，立有石碑并镌碑记。在陵前建牌坊一座，上嵌成都知府冀应熊书额：“汉昭烈陵”。康熙十一年，川湖总督蔡毓荣在惠陵之东重建先主庙，以其后殿作武侯祠。乾隆五十三年（1788），成都、华阳两县县丞黄铣敏在牌坊中门嵌入“汉昭烈皇帝之陵”石碑一通，并将冀应熊书额移嵌在牌坊后，只留两个耳门出入。道光二十九年（1849），刘沅主持修葺惠陵和武侯祠，在汉昭烈陵牌坊前又增建寝陵三楹，并在陵前约50米处建照壁一堵，在照壁与寝陵间建小厅壁厅。不久，又在寝殿东西两端筑成垣墙，围绕基地四周。改建后的汉昭烈庙和武侯祠，人们不称昭烈庙，而称武侯祠。祠宇南向，一条中轴线贯穿大门、二门、刘备殿、过厅、诸葛亮殿等五重主要建筑，古冢惠陵在殿宇之西。

经清代历次修建后，规模宏大，气象一新，松柏竹木茂盛，殿阁亭台壮丽，成为城南主要游赏之地。

4.恢复重建杜甫草堂。

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杜甫草堂建筑，园林几成废墟。清初开始恢复重建，川湖总督蔡毓荣和四川巡抚罗森均撰写碑记。乾隆四十三年（1778），杜玉林以杜甫后裔身份培修草堂。嘉庆十七年（1812），四川总督常明又重修草堂，并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配享。同时绘制草堂全图刻石，以记其盛况。光绪初，复以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配享。陆游、黄庭坚生平际遇类似杜甫，均曾客居四川，因此，人们纪念杜甫时，自然以陆、黄作为配享。明清时期，草堂是成都重要游览胜地，特别是每年旧历正月初七日（人日），人们早已养成游览草堂的习俗。

5.薛涛井、薛涛墓和崇丽阁的恢复重建。

薛涛井、薛涛墓在清代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成都著名名胜区。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清人冀应熊在明代薛涛井旁立石碑一通，题“薛涛井”三字，此碑至今尚存。乾隆六十年（1795），编修周厚辕与成都通判汪镌游薛涛井，汪镌刻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诗暨周厚辕和诗石碑，立于薛涛井碑旁边。嘉庆十九年（1814），川督常明奏敕建雷祖庙，由布政使方积主持，在薛涛井左侧修建房宇亭台，作为祭祀雷神之用，同时在右侧建吟诗楼、浣笺亭，吟诗楼，以石为基，矗立水中，刻“锦波丽瞩”四字于西侧，形方宽敞，可坐数十人，其右有竹静风清轩，与楼相接，东壁镌山阴陆文杰诗。轩右有庋室达楼，楼高数仞，近水遥山，岛屿风帆，尽收眼底。轩后有绿竹十九丛，蚓布四围。上百步为浣笺亭，亭右数步为井。陶澍《蜀輶日记》记载：道光时，薛涛井“井水芳冽”，已成为总督衙署专用，每日汲取十余斛。薛涛井附近有专门酿制薛涛酒的酒家，惜乎酒味欠佳，饮者寥寥。咸丰初，楼亭均毁于兵燹。华阳县令朱凤梧曾培修吟诗楼。光绪九年（1883），海昌、沈寿榕修薛涛墓，墓在井后约两里许，并照旧碑题曰“西川女校书薛洪度之墓”。光绪十年，县令马绍相（长卿）以回澜塔（同庆阁）毁后，县中科第衰微，倡议在薛涛井前创建崇丽阁，阁凡五级，碧瓦朱栏，觚棱壁当，井干六角，塔铃四响，登高眺望，江天风物，一览无余，其型制仿回澜塔（同庆阁），但更为雄伟、壮丽。因取左思《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一句题名。崇丽阁建成于光绪十五年。光绪二十五年，翰林院编修伍崧生等，大兴土木，先后重建吟诗楼、浣笺亭，并建濯锦楼、清妴室、五云仙馆、流杯池、泉香谢、画桥碧阴、枇杷门巷、大花厅、小书房、薛涛赞碑，游人始呼其地为望江楼。光绪二十九年，立薛涛像碑于清妴室。至此，薛涛井建筑规模大备，环境清幽，为军政权要、文人墨客和一般市民聚会游乐之所。

（二）道观、寺庙

1.青羊宫。

著名道观青羊宫明末清初遭战乱焚毁后，清初开始重建。康熙七年（1668），四川巡抚张德地捐修青羊宫，康熙七年开工，十年竣工。经过四年的重建，青羊宫不仅恢复了原貌，还有所更新。他有《重修青羊宫碑记》，叙其原委：

成都治南十里许有青羊宫，相传老子过函谷，谓令尹喜曰：“千日外遇我于蜀之青羊肆，”即其地也。粤昔珠庭琳馆，干霄迴日之盛，邦人艳成焉。今遗碣已尽，不识建置何昉矣……搜遗址，有殿曰青羊、三清、五凤、万寿；有台曰紫金、八卦、降生、说法；有堂曰真武、纯阳、三官；以暨左右庑、山门、垣墉之属，故老犹得追识焉。不榖遂捐金，计徒虑材，以令于群工，举循其旧，以次而新之。始康熙丁未（1667）之秋，成于辛亥（1671）之春。

乾隆六年（1741），华阳知县安洪德重修青羊宫，由武侯祠道士张清夜主持营造，并广收徒众，共襄其事。其后，道士秦复明于嘉庆十三年（1808）、陈教忠于同治十二年（1873）均曾增修扩建。今所见殿宇，即为有清一代旧观。

2.大慈寺的重建。(www.xing528.com)

清初，大慈寺仅存残垣断壁，其后在废墟中新建殿堂，但也只有简陋殿宇一二栋及铜佛一尊。四周均为民房、农圃、荒滩。同治六年（1867），僧真印发原开工重建大慈寺，直至光绪四年（1878）告竣，寺院总面积也仅占地40余亩。虽则不能恢复唐宋旧观，但古刹、文物却有少许残存，如位于第五重佛殿的铜铸普贤神像，高二丈五尺，背刻“永镇蜀眼李冰铸”，实为晚唐韦皋所铸。夜市盛况，至民国亦不衰，不过夜市仍位于古大慈寺西南的今东大街一带。

3.昭觉寺。

清初，前代昭觉寺遭受战乱破坏，殿宇半为瓦砾，全寺荒废20年无僧人住持。清康熙三年（1664），丈雪通醉禅师归蜀，始力图复兴，惨淡经营积40年，其间还得到平西王吴三桂和成都地方官襄助，才逐渐恢复旧貌。清康熙五年，巡抚张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翀宵捐俸重修。当时，丈雪和尚卓锡于此，知府冀应熊书有《说法堂碑记》、昭觉寺匾额。据说昭觉寺正殿梁上有吴三桂题名，方丈室中有陈园园供奉丈雪和尚的黄缎僧鞋。康熙皇帝曾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御赐《心经》《药师经》《金刚经》各一部，清同治《重修成都县志》中有诗一章：

入门不见寺，十里听松风。

香气飘金界，清阴带碧空。

霜皮僧腊老，天籁梵声通。

咫尺蓬莱树，春光共郁葱。

乾隆五年（1740），御赐《藏经》全藏。乾隆时期，昭觉寺步入辉煌，佛殿、禅堂、僧房、客舍共计千余间，甲于本市各禅院。

4.文殊院。

明末与整个成都城一道毁于兵火。康熙三十年（1691）由慈笃海月禅师主持重建，初名信相文殊院，“信相”二字是延续唐宋时寺院的名称。康熙三十六年始定名为文殊院（今天尚存的文殊院前的照壁上的“文殊院”三个大字相传就是慈笃禅师手书）。康熙四十八年颁赐御笔“空林”匾额一道。^[5]此后，文殊院名气渐彰，香火日盛。嘉庆时又得到地方官大力资助，重修庙宇，多所建置，其山门及大殿中多用巨大圆形石柱，气宇不凡。

清嘉庆、同治年间，在第七代方丈本圆禅师的主持下对寺院进行了历时17年的大规模的整修与扩建，才奠定了今天文殊院的规模宏大、典雅古朴、布局严谨、气象庄严的格局。特别是令今天朝拜与参观者叹为观止的支撑寺院中主要建筑的82根巨型石柱，全部都是本圆禅师到金堂峡口亲手挑选石料，运至成都。寺中大型铜佛所用的精铜也是本圆禅师亲自到云南去选购的。由于北门城门洞不能通过运送石料的车辆，还特别把城墙拆开一个豁口，才把石料运到建院的工地。

文殊院自从清代后期扩建之后，一直是我国著名的十方丛林，也是成都市城区最重要的佛寺，各种佛事活动大多在此举行。民国年间，著名高僧能海法师就是在此受戒。这里在民国年间还曾经设立佛经流通处，印刷过不少佛经。

如今的文殊院是我国最著名的佛寺之一，四川省佛教协会所在地、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三大士殿、大雄宝殿、说法堂、藏经楼、钟鼓楼和新建的千佛和平塔，收藏有佛祖舍利和不同造像400多尊、名人字画500件、经籍12万多册。民国时期的十五代方丈禅安曾经把众多文物中的最精品称为“空林八观”。1955年4月，郭沫若有诗赞颂文殊院是“西天文物萃斯楼”。在文殊院现藏文物之中，以玄奘顶骨和发绣《水月观音》最为珍贵。

玄奘在长安故世之后，初葬于北麓原，后迁兴教寺。其顶骨珍藏于终南山紫阁寺。北宋初，被迎至南京长干寺供奉。明初永乐年间，建报恩寺与三藏塔。太平天国时期，寺与塔均毁于战火。1942年11月，日本侵略军在雨花台下意外地挖出了装有玄奘灵骨的石函，打算秘密运回日本珍藏。但是此事很快不胫而走，在我国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之下，日本外相重光葵将灵骨除截留部分之外，在1943年2月23日将长约四寸、宽约二寸的灵骨一块交付给汪伪外长褚民谊。经国内佛教界多次研究，灵骨被分为三份，在北京、天津与四川三地供奉。

四川所以能够得到一份，除了因为是抗战大后方之外，主要是因为主持与日本交涉和迎接灵骨的是当时北京的著名居士白隆平，而白隆平是四川西充人。1949年，白隆平将分给四川的灵骨交与四川的著名学者、佛学专家蒙文通老师，由他转交能海法师。能海法师将灵骨供奉于近慈寺，并计划在彭县龙兴寺新建宝塔供奉，但未能如愿。新中国成立以后，先是由四川省博物馆保管，1962年移交给大慈寺供奉，1965年移入文殊院中供奉。经过几十年的变迁，现在存世的玄奘灵骨已被分为10份在中国、日本、印度保存，但是可以供人瞻仰的只有成都文殊院与西安大慈恩寺两处。

5.清真寺的创建。

成都清真寺始建于明代。明代天启《成都府治·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作回回寺。清代成都伊斯兰教徒大多聚居皇城附近，墓地在北郊和西郊，清真寺也分布在这些地带。据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寺观补记”并据有关调查材料统计：全市城乡共有清真寺14所，分布于永靖街（清真皇城寺）、鼓楼街（清真鼓楼寺）、东御街（清真东寺）、西御街（清真西寺）、玉带桥（清真北寺）、纱帽街（清真江南寺）、东华门（清真七寺）、西华门（清真八寺）、羊市街（清镇九寺）、鹅市巷（清真十寺）、贡院街（甘南义学寺）、外西北巷子（清真西关寺）、外北驷马桥（清真北关寺）、西郊土桥（清真寺）。^[6]

清真皇城寺：位于永靖街西，建于清初，至咸丰臻于完善，为全市清真寺的中心，历任掌教多为名望甚高的长者。寺中培养的阿訇，常为各县寺庙礼聘。在极盛时，拥有教民1200余户。清真东寺：位于东御街。清代甘肃回民贩皮货来成都，多住九龙巷、顺城街，为便于礼拜，遂于邻近的东御街建寺。经费由甘肃秦州、符乡两地教民认捐，故名秦符寺。因地近皇城前门，或称前门寺。又因与西御街清真寺相对称，又名东寺。此寺气势宏伟，构造坚固，为清真寺建筑中的佼佼者。清真西寺：原在祠堂街，康熙五十七年（1718）筑满城，由陕西凤翔回民马忠义捐地构筑于西御街，与东寺相对，又称西寺。清真七寺：位于东华南街东侧，建于雍正初年，因兴建次序为本市清真寺第七，故名七寺。同治四年（1865）重修。清真九寺：位于羊市街，建于乾隆元年（1736）。清真十寺：位于东鹅市巷南侧。清真鼓楼寺：位于鼓楼南街，建于清初，构造精美，甲于各寺，此寺现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