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成都是全省政治文化中心，作为文化古城的胜迹遗址，得到应有的重视，逐步恢复重建。这种重建工作，又与明代文化专制统治的迫切需要结合，使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文化、文物胜迹
1.石室书院、成都府学和文庙的重建。
西汉文翁石室（在今成都文庙前街西段北侧石室中学）为历代太学府学所在地。元代将文翁石室列于学官，设石室书院。明末曹学佺任四川右参政时，曾视察文翁石室经堂，如其《蜀中名胜记》所述：“按以上诸刻今皆不存。所存者，孔门七十二子像，又近时摹宋本而刻者。人物衣褶，差有古意。”明代重视科举，对文翁石室的建设十分重视，在保留前代书院的基础上，又扩建成都府学。文庙祭祀活动也十分兴盛。天启《成都府志·府学图》所绘明代书院、府学、文庙范围十分宽广，南面已抵达南城垣。
2.扬雄遗迹的重建。
西汉扬雄故宅，宋人认定在城西北龙堤旁（今成都青龙街）。龙堤遂被作为洗墨池遗址加以修复保护，并于池心筑台、构亭其上，名曰“解嘲”。张羽《勾曲外史集》记载：元初，蜀帅纽璘将扬雄墨池列入学官，并出资建墨池书院。嘉靖《四川总志》记载：明弘治初，蜀王府承奉宋景复加修建，建有书堂、书楼，并置经书万卷。成都知府耿定力立碑池畔，并镌“墨池”二字。万历中，墨池荒芜，布政使程正谊鸠工重修，扩大墨池面积，并圮石为岸，绕池为栏，池前建西蜀子云亭。池北为草玄堂。墨池旁扬雄遗址，已被圈在成都县署内。
洗墨池的水面虽然逐渐缩小，但是直到清末民初仍然存在，仍然是有亭有桥，绿荫接地，游人还可以垂钓。清道光元年（1821），四川提学使聂铣敏在原址兴建了著名的墨池书院。咸丰三年（1853），又从帘官公所街迁来了芙蓉书院，成为当时成都的一个教育中心。清末兴新学，在墨池书院原址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办了成都县立高等小学堂，三年之后改为成都县立中学堂，而在其隔壁另建成都县立小学堂。民国时期又在成都县中的旁边开办了成都县立女子中学（大门开在背后的署前街）。
3.司马相如遗迹的重建。
有关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琴台故居，始终成为人们探寻的疑踪。据汉魏史家考察，司马相如宅在少城中笮桥下百步，即今通惠门之东，原金水河上金花桥一带，但在唐宋以后，琴台位置已不能确指。明嘉靖时，陈鎏曾在城外建坊，以为纪念。但建坊处实非琴台故地。今琴台路庶几旧址。
4.惠陵先主庙、武侯祠的重建。
蜀汉昭烈帝刘备及其甘、吴二皇后死后合葬惠陵，陵在今成都市锦江南岸倒桑树街之西，南郊路之北。南宋四川制置使王刚中重修先主庙，诸葛亮武侯祠亦在先主庙侧，同享祭祀。明代时，庙已毁圮，巡抚张时彻复修先主庙，并重镌南宋任渊《重修先主庙记》碑文，强调君臣大义，“宗王为本”以供后人观瞻。
明初，蜀献王朱椿认为君臣宜融为一体，撤去武侯祠，将诸葛亮神像移至昭烈帝正殿内东侧。蜀献王有《祭汉昭烈皇帝文》昭告其事。
嘉靖时，巡抚王大用认为诸葛亮应有专祠，乃建祠于浣花溪畔草堂寺东侧，人称浣花武侯祠。此外，北门外及九里堤亦有民间所建丞相祠及诸葛庙，张时彻继任巡抚后撰文立碑。明成化间，唐元和四年所立古碑碑文剥蚀，滕嵩主持补刻。《潜研堂金石跋尾》有载，世称三绝碑，成都尹武元衡、节度掌书记裴度、营田副使柳公绰等为纪念诸葛亮而立。度撰文，公绰书，名工鲁建刻石。嘉靖时，祠内古柏尚存，后被人砍伐，万历中，已不复见于世。
5.摩诃池的兴废。
隋唐五代时期著名风景区摩河池，到宋以后逐渐衰败，明初兴建蜀王府，填去池面大半，但残存部分仍为明代风景名胜区，曹学佺《蜀府园中看牡丹》诗云：“锦城佳丽蜀王宫，春日游看别苑中，水自龙池分处碧，花从鱼血染来红。”由此可见，游人对残存的摩诃池尚有很浓的兴味。
6.筹边楼的重建。
明代在恢复成都名胜古迹时，重建了唐代名胜筹边楼。此楼系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李德裕经略川西南地区所建，原址在节度使署侧（节度使署在今成都市展览馆东）。前蜀永平五年（915）失火全焚。南宋淳熙三年（1176），四川制置使范成大重建筹边楼，在子城西南。著名诗人陆游曾作《筹边楼记》，略言唐时筹边楼故基已难稽考，大约在“子城西南隅”。南宋末，成都遭到焚荡，楼也毁灭无存。明代筹边楼已非旧观，曹学佺《蜀中广记·名胜记》成都府四说，楼在都察院东，大致在今大慈寺附近。明天启《成都府志·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作镇边楼，绘于都察院东，下莲池附近。
7.杜甫草堂的重修。
南宋末年，成都城市为蒙古兵焚毁，位于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幸免于难。至正元年（1341），元朝廷追谥杜甫曰文贞。稍后，太监纽璘之孙倾家资在草堂创建少陵书院，元末废弃。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蜀献王朱椿在废址重建草堂，其《祭工部文》：
先生距今之世，数百余年。而成都草堂之名，至今而犹传。予尝纵观乎万里桥之西，浣花溪之边，寻草堂之故址，黯衰草兮寒烟。是以不能无所感也，于是命工构堂，辟地一廛。扁旧名于其上，庶几过者仰慕乎先贤。然人之所传者，先生之遗编也；而予之所羡者，盖以先生一饭之顷，而忠君爱国之惓惓。虽其出巫峡、下湘川。罔不恋恋于此，而先生之精神犹水之在地，无往而不在焉。
草堂建成后，方孝孺特作碑记。此后，草堂又经多次修缮，并得到妥善维护。弘治十三年（1500），巡抚都御史钟蕃见堂奥朽坏，倡议重修。门临官道，望之翘然，筑祠三楹，中奉遗像，大致形成近代草堂的格局。嘉靖十五年（1546），巡按御史姚礼复加规划，祠后更筑书院，楹如祠数，左右各翼房廊，引水为槛流，建桥其上以通往来。命名前门曰浣花深处，院后隙地尽属之，规制益宏。其东则奉佛殿香火，绕以围墙，栽种名花果蔬，再往东辟为池，引桥下溪水流注池中。夏日，绿水微澜，莲荷争辉，鱼游池底，鸟飞水上，桤柳摇曳，古柏森森，如子美草堂之旧。两次扩建，使草堂面积大大扩展，杨廷和、张时彻均撰有碑文。万历三十九年（1611），华阳知县何宇度摹刻杜甫石像一尊。草堂园林建筑、石刻经过明代扩建充实，已是规模大备，成为明代成都著名园林名胜。(www.xing528.com)
8.蜀王府苑园（中园）的改建。
明代蜀王府有别苑，名曰中园。此园在五代时为蜀王御苑的一部分，宋代为成都府属。陆游《故蜀别苑》诗自注说：“故蜀别苑在成都（府）西南十五六里，梅花至多，有两大树，夭矫若龙，相传谓之梅龙。”别苑至明代成为蜀王外囿，名曰中园。因前代梅树遗留不多，乃改种梨树。费密《荒书》记述：“中园者，蜀王外囿，有梨花千余……成都俗以三月三日于此走马饮酒为戏。”明末张献忠攻占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后，驻军于中园，“尽伐梨树，益广其地作宫室，筑驰道，练兵于此，名御营。”其驻军情况是，“立大营十、小营十二于南门五里外。中置老营，献（忠）自居之，名为御营”。据近人考察，华西后坝原有一圆形土台，高丈余，凡三级，下阔上狭，土人呼之曰“将台”或“点将台”，应是张献忠据成都时，所筑阅兵台。
9.薛涛墓、薛涛井、望江楼的重建。
晚唐著名女诗人薛涛由长安流寓成都，居住西郊浣花溪畔，晚年迁入城内西北隅的碧鸡坊，创吟诗楼，栖息其上。宋人记载薛涛用浣花溪水制作精美笺纸，世称薛涛笺。明代浣花溪水源不畅，百花潭淤积，不便处理造纸原料，蜀王府改于城东锦江南岸望江楼下玉女津制作薛涛笺，并在每年三月三日取玉女津旁甘泉井水对二十四幅笺纸进行特别处理，以十六幅贡献京师，此井遂名薛涛井。天启《成都府志·古迹》记载：
薛涛井旧名玉女津，在锦江南岸，水极清澈，石栏周环，为蜀藩制笺处。有堂室数楹，令卒守之。每年定期命匠制纸，用以为入京表疏。
明人王士桢《陇蜀余闻》也说“薛涛井在万里桥东锦江之滨”。与此同时，好事者又在玉女津附近构筑薛涛墓，使胜地平添一段哀伤情趣。总之，薛涛遗迹在明代发生了位移，从西郊浣花溪畔变迁到东郊锦江南岸，制笺用的玉女津井水被作为薛涛井而受到重视和保护，新筑薛涛墓也更成为游人的怀古胜迹。
（一）寺观丛林
1.青羊宫的重建。
明蜀王朱椿重建青羊宫，规模宏大，“竹树青葱，殿宇宏丽”，气势不减两京。正殿内有铜羊，曹学佺《蜀中广记》说：“有青铜铸成羊，其大如麋。”青羊宫同时又是道纪司所在地。明末清初遭战乱焚毁，仅存正德时铁铸花二株，铁烛台二座。
2.文殊院的重建。
文殊院在成都城北头福街，初名信相院。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记载：“唐高骈筑罗城，碑记在城北信相院。”冯时行有《信相院水亭》诗：“青天行月月行水，水月相去八万里。天公大力谁能移，月在水中天作底。”明代庙小，明末为张献忠所毁。清初康熙帝曾手书“空林”二字以赐寺僧，于是文殊院名声大振。嘉庆时复得官府大力资助，始重修庙宇，其山门及大殿多用巨大圆石柱。道光十年（1830）住持僧本圆亲赴云南采购精铜，铸造释迦牟尼、迦叶尊者、阿弥陀佛、大悲观音、海岛观音和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以及接引佛、大肚弥勒（布袋和尚）、地藏菩萨、韦驮菩萨、白衣观音诸像。建筑宏伟，神像精妙，成丛林翘楚。截至清末，重大法会多集于此。民国时，能海法师于此受戒。文殊院遂成十方丛林，为各地僧徒习经之地。寺内建有说法堂，收藏珍贵佛经，及多种镂版印刷资料。
3.大慈寺的兴衰。
大慈寺为唐代以来成都第一大禅院。寺院宏伟壮丽，千拱万栋，数百年间壁画梵王帝、释、罗汉、天女、帝王将相瑰玮神妙，不可缕数。古市集中蚕市、扇市、药市、七宝市、夜市均麕集其间。香火最盛时，寺庙西抵今锦江街、江南馆街、金玉街、棉花街一带；北至天涯石北街、四圣祠、庆云庵街；东达城垣一线；南至东大街。明代成都僧纲司设大慈寺，宣德十年（1435），寺内发生火灾，主要殿宇化为灰烬，到成化十七年（1481），才勉强完成修复工作，但规模大为缩小。明末成都全毁，寺亦不存。
4.宝光寺的重建。
宝光寺在城内书院街，始建于唐代，本名兴福寺，元末焚毁。明代隆庆四年（1570）重修，寺内有铜铸毗卢佛、卢舍那佛、阿弥陀佛和侍者像各一躯，天涯石在寺内（石至今尚存）。因寺庙基宇狭小，无庭园之胜，为与新都宝光寺同名，俗呼小宝光寺。清代、民国均为进香游赏胜地。
5.净居寺的兴废。
净居寺创于明代，遗址在市东静居寺街。规模宏大，蜀惠王改葬宋濂于此，寺宇兼作祠奉。嘉靖十八年（1539），杨慎曾借净居寺旁宋、方二公祠编修《全蜀艺文志》。明人王士祯《秦蜀驿程记》记载寺庙情况说：
过新桥至净居寺，气象疏豁。入山门为明王殿，次弥勒殿，次大雄殿，皆有画壁。最后藏经阁。西出为文殊阁，即宋（濂）、方（孝孺）二公祠，有宋文宪公（濂）像。殿后文宪墓，高如连阜，其上修竹万竿，扶疏栉比，无一枝横斜附丽，想见先生清风高节而终不免于文种、南阳之叹，为可悲也。前有成化二十二年丙午（1486）经筵讲官吏部左侍郎彭华撰《潜溪先生迁葬记碑》，四川按察使周鼎书。苔蚀斑驳，未能细读。寺僧普光贻佛果禅师《语录》。门人季守戎、咸瑛治具清风亭。亭下为明月池，荷叶田田，菡萏已花，颇起故园之思。
王士祯的游记，将净居寺的殿堂楼阁、相关人物、变迁情况作了简洁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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