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史：清代前期商业繁荣

鸦片战争前，成都商业一直处于发展兴盛时期，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商品市场的激增

市区主要商业街区大大超过明代，主要商业街区有：

东御街：加工和经营各类铜器；皮坊街：售卖生熟牛皮及其制成品，贩制马鞍、辔头零件等；羊市街：市内羊市交易场所；东大街：商业集中街区。主要经营金银器：五金、杂货、饮食、疋头、茶旅各业，历来有夜市；盐市口：盐市所在地；忠烈祠南街、纯化街：旧货（荒）市场；玉石街：琢磨和经售各种玉器，特别是集中加工灌县所产玉石，俗称“土玉”；梓潼街：加工和经营纸钱；铜丝街：铜丝加工和销售场所；东珠市街（原为猪市）：市内猪市交易场所九龙巷，栏干业批发场所；暑袜街：主要经售麻布、罗纹、羊裘、毡毯、毡帽、油绸、油布等商品；总府街：皮裘市场；小十字街：经营旗、伞、铺垫、制作官府仪仗用品；新街口；山西票号集中场所；大科甲巷：雕刻、刺绣业集中场所；棉花街：经营棉花、棉絮店铺集中区域；糠市街：米糠饲料市场；油篓街：专门加工出售盛油竹篓；坛罐窑街：专门制作出售土陶器皿；北门、南门、东门、西门米市：为市区四大米市；草市街：主要是油市和草市；骡马市街：骡马交易市场；银丝街：明清两代银器、银丝业制作交易市场；金丝街：明清两代金器、金丝业制作交易市场；珠宝街：明清两代珠宝交易市场；状元街：南城木器加工销售市场；丝棉街：丝棉业集中区域；珠市街：生猪市场；上河坝街：木材交易市场，清初已有木行若干家；簸箕街：干菜杂货集散市场；石灰街：石灰市场；染靛街：染料市场；浆洗街：皮革加工交易市场；肥猪市街：南区猪市。^[10]

城区市场外，郊区场镇市场的兴起，是清代成都大市场的一大特点。

据统计，乾隆（1736－1795）时期，成都地区（今成都市范围）共有大小场镇51个，嘉庆（1796－1820）时期共有场镇195个^[11]，数十年间，增加近四倍。这些场镇星罗棋布，大小错落，互相间保持着一定的空间距离，并有着填补交易空白的合理场期，每个场镇市场完成特定范围和时期的商品流通种类和数量。

场镇市场的主要交易商品有：粮食、豆类、花生、油菜籽、苕、盐、柴茅、蔬菜、茶叶、水果、药材、棉花、线子、布、麻、麻布、蚕丝、蓝靛、甘蔗、猪、牛、马、羊、鸡、鸭、鱼、竹、木、纸、瓷器、草、炭、杂货等。在经济作物产区的专门场镇，存在着大宗土特产品的贸易。例如，双流县簇桥镇为蚕丝大市，蚕丝来自温江、简州、丹棱等州县，由专门贩运蚕丝的商贩在各地收购，而后再集中转销于簇桥大市。再如灌县青城山一带盛产川芎、泽泻、山栀、黄檗、木通、大黄、独活、柴胡等中药材，附近太平场、中兴场商贩以收购中药材为主要商业活动，所购中药材初步集中运销药材集散大市石羊场，由石羊场药材商贩再运销崇庆州北部占据水运要冲的药材集散地元通场。元通场药材商人再将石羊场和其他场市的药材集中，然后再大批地运往省内各地和其他省区销售。由此可见，在成都郊区场镇市场中，也有一部分场镇市场担负着大宗长途贸易。

（二）城市商业流通功能增强

清代前期成都城市商业，适应商品种类、数量的急剧增加，流通规模、范围的空前扩大和贸易方式以及渠道的多样化，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一个庞大而较为稳定的商业流通网络已经形成。从经营性质、规模、流通范围和贸易方式看，成都商业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商号、堂、行。

这是清代成都商业中层次较高、数量较少的经营单位，它经营规模较大，介于生产与流通领域之间，主要经营业务为大宗商品的购销（包括收购原料，加工成品），其产品销售范围广阔，遍及省内外。

例如，乾隆五年（1740）开业的同仁堂药店，直接在产地收购制药原料，精工制作中成药，所产膏、丹、丸、散驰名全川，远销湘、黔、陕、甘、青诸省。其中，惊风丸、灵宝丸、归脾丸、金灵丹、红灵丹、白痧药、鲫鱼膏、人马平安散等有很高的疗效，为广大病家称道。

在清代前期经营丝织品的商号中，以马正泰、马天裕号最为著名，他们自有机房生产锦缎，又在市区设立绸缎庄，专营机织摹本，宁绸、蜀锦，自产自销，在省内外有很高的声誉。

清代前期，成都有规模较大的烟行多家。烟行收购和加工成都郊区所产烟叶，加工条件好的烟行所产烟品已成名产，如交通便利的什邡、绵竹、新都等县。据彭遵泗《蜀中烟说》：

乾丝成都制者上，曰庄烟，曰屈烟，曰高烟，以姓著；……曰甜烟，以味著，曰黑虎，以色著；又汉中烟，造式如汉中，或汉中人售，故名而数者。

清代前期，成都地区金融业，以山西票号势力最为雄厚，约共20余家。山西票号主要经营大宗银钱存放、汇兑、抵押业务，同时办理政府筹饷、报捐、汇兑、收发军饷、丁粮款项，其经营规模大，活动范围广阔，不以省区为限，是成都银钱业的主宰。

上述商号、堂、行，是成都商家中的翘楚，他们资金雄厚，加工条件良好，特别讲究商品质量，经营有方，在流通领域占据特殊优越地位。

2.商店、铺、坊。

这是属于中间层次的经营单位。其经营规模不大，其主要经营业为各类商品的批发、零售，不少店铺兼有加工作坊，自作自卖，前店后厂。“或列肆居奇，或籴粜运卖，贸迁有无，日中为市，各随其业。”（道光《新津县志》）其活动于大商号与消费者之间，包括城市服务性行业，如饭店、旅馆、茶社等，在成都商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营范围主要在成都地区。这类商店、铺、坊在商家总数中占居多数，遍布全市各行各业，如五金行业中，“银楼”为大商号，“其余铜铺、锡铺、铁铺，各有专业”，主要加工售卖日用品，“铜锡较为切用，惟铁器尤日常必需”（民国《华阳县志》）。明清时代，银丝街、金丝街大量聚集金、银器商店、铺坊、多属此类。

如成都粮食大市在东、西、南、北门，大粮号与各产地粮商在大市进行大宗购销贸易，各零售粮店则分散于各街，以批发方式从大粮商手中购进为数有限的粮食，而后零售于附近街区居民。这些零售粮店还同时兼营食油及银钱兑换业务。在山西票号之外，成都地区较小的银钱业，则有钱庄、当铺，规模小，店铺数量多，遍布大街小巷。其资金有限，主要业务是银钱存放、兑换、典当等项，活动范围多局限于本地。

3.行商。

清代前期，随着与省外贸易的日益兴旺，成都行商开始崭露头角，行商主要业务是向外地输送成都商品，或向成都运销外省各产，从事这种往来贸易的人，既有四川人，也有外省人。这种长途大宗贸易，需本至多，获利甚厚，因而趋之者渐众，对成都商业发展具有很大影响。时人杨垕《三峡猿声歌》云：

嗟汝万里人，远作成都贾。

成都贾，积金钱。

青衣江水下如箭，一壶千金绝可怜。

朝炊不敢食，暮睡不敢安。

它生动道出了成都行商万里贸易，旅途艰险，心神难安的情状。成都行商进行长途贸易的主要地区除本省外，还有陕西、甘肃、贵州、湖北、湖南，以及东南沿海诸省。长途贸易的主要货物有：生丝、锦缎、药材、苎麻、茶叶、五金制品，等等。如成都簇桥蚕丝大市，“每新丝熟时，乡人鬻茧及商贩贸丝者麕集”，交易十分兴旺。蜀锦生产“前清盛时，供全省之用，并销陕甘云贵”（民国《华阳县志》）。

道光初，成都李姓巨贾携万金贸易云南。由于行商利厚，清初督抚司道多以出资借本方式，交行商射利。四川巡抚年羹尧即支使其吏目符吉“贸易江湖，兴贩米粮、木植，家累巨万”。这时期，贵州的银丝面销到成都。^[12]成都西部盛产大黄，清初已远销东南各省，乾隆间已由“江广客商贩运大黄来浙”。成都市郊新津县所产大布、小布、台镇布，质地良好，畅销远近，“有贩至千里以外者”。而云南“每年买用川布，计价银二十余万两”^[13]。清初，成都所需燃料煤炭，由煤商“远由嘉定运售，脚重价昂”。乾隆时，由官府批准，“查寻煤线，酌无碍处开井”，当即于崇庆、灌县试采，“产煤甚旺”，使成都获得了较为近捷的商品煤源。

4.小商贩。

小商贩在成都商业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也是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商业服务。他们资金短少，从大商店批发少量货物，从事零售商业，利在速售周转。此种商贩，分布各行各业，其经售商品种类繁多，甚至大商店未予囊括的细小商品亦无所不售。其经营特点是，平日无固定店铺，走街串巷，沿途呼卖，以填补大商业空白的形式活动于市区，彭懋琪《锦城竹枝词》云：“百花潭对百花庄，小小朱楼隐绿杨。听得门外花担过，隔廉呼买夜来香。”此诗反映了清代前期成都市区小商贩的活动情况。其次，小商贩最兴旺的营业机会是在场日、会期。成都市区的夜市日，“黄昏后百货萃集，设摊肆于阶上，游人摩肩接踵，有如赶集……城守署至走马街口为售饮食之摊贩，走马街口至南新街口售旧字画、铜器；南新街口以西售古玩、铜器、鲜花，再西至盐市口一段售旧书、玩具、乐器、铜器、首饰、鞋、帽等”^[14]。成都传统专业会期，就是小商贩云集的大市场。成都周围密集的场镇的场日，则是小商贩追逐的购销机会。小商贩在各镇场日向农民出售种类繁多的日用消费品，同时零星收购农民在场日用于交换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和家禽家畜产品，集零成整后，运销外地。

（三）商业资本对生产环节的控制

清代前期，成都各行商业均有商帮，商帮是同行业同地区商人的自发组织，其目的在维护共同利益，协调同业纠纷，共同对付帮外商贾的侵销活动。由于成都地方工商业已形成大致集中的专业商品市场，因此，商帮便很自然地按专业市场而发展起来。在众多商帮中，最著名者为长机帮，金、银、铜、铁、锡帮，药材帮，因陕西商自清初起就在成都经营典当业，以后又迅速发展到盐、茶等其他商业，因而形成势力最大的商帮——陕帮。商帮为聚合同业，除有帮规约束外，还集资建庙，约期烧香、敬神、演戏、联谊，以促进同业的互相约束。乾隆中，成都金、银、铜、铁、锡五帮同建守经街“太清宫”，酱园帮建立酱园公所；酿酒帮建立酒坊公所；木器帮于北大街立“火神庙”；成都药材帮不仅在本地十分活跃，而且在川药贸易口岸长江中游的巨镇汉口组成药帮，专营长途货运的船舶业组成船帮，以谋业务畅旺。^[15]

成都商贾中，省外客商为数颇巨，主要来自陕西、广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西、甘肃、安徽、福建、浙江、云南、贵州等省。外省客商从清初起，由长途贸易入川，多属行商性质，往返贩运。清初外省商人多住成都兴隆巷，故以兴隆名之。以后一部分客商资本积累激增，开始在四川建立商号，转为座商，经营典当、盐、茶、蜀锦、粮食等业。如乾隆时，成都开设当铺33家，大都由陕商经营。与此同时，川省盐茶引积课悬，各地引商向陕商出租盐茶引，收取引息，于是陕商资本开始进入盐茶业。成都严氏家族（严树森）即以运销川盐起家。成都各县茶叶，亦开始由陕商代购代销。此外，外省商人也从事其他行业的经营活动。如江西药贩陈发光创设的同仁堂药店，浙江药商在冻青树街开设的“上金堂中药店，能制中成药200余种，多用浙江古法，颇获信誉”^[16]。山西商人在成都开设的蔚丰长、蔚丰厚、蔚长厚、协同庆等票号，专营银钱汇兑、存放，在省内外商业中财势雄厚。

外省商贾身在异乡，以寄情桑梓，联络同乡为名，建立了不少外省会馆、公所；本省的同业公会亦在商业竞争中联合起来，组成同业公会。根据成都和华阳两县地方志记载，兹将清代前期成都地区主要会馆、公所胪列如下：

三官堂，城南陕西街，始建于康熙二年（1663），嘉庆二年（1797）重修。

陕西会馆，一在城南陕西街，与三官堂同建，嘉庆二年（1797），建铸铁桅杆二，竖正殿前；一在县北六甲25里三河场，乾隆五十二年（1788）建修。

河南会馆，城南状元街，原杨升庵故宅，清代卖与前任川东道符兆熊，其媳节妇项氏（梁山县知县符永培字子由继妻），于同治二年捐作河南会馆。

山西会馆，城东，始建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嘉庆、道光年间时有培修。

三邑会馆，城东卧龙桥街，年代不详。

川东会馆，城南西御街。同治二年（1863），川东机房陈兴顺等募资创建，内祀三皇。(www.xing528.com)

陕甘公所，城北得胜西街，道光二十七年（1847）陕甘同乡捐资公建。

酱园公所，治北头福街。咸丰三年（1853），酱园行捐资公置。

安徽公所，城北品阩街，创建年代不详。

万寿宫，即江西会馆，共有两处：一建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县北一甲25里三河场；一建于嘉庆八年（1803），在县北四甲25里崇义桥。

南华宫即广东会馆，在县西南五甲15里苏坡桥北岸，粤人来川兴建，始建于清初，乾隆三年（1738）重修，嘉庆、道光间屡有培修。另建有南华宫若干所：一在县北六甲25里三河场，乾隆二十五年（1760）建，五十九年（1794）重修；一在县北四甲25里崇义桥，乾隆四十七年（1708）建；一在县西四甲15里金泉场，建于清初，道光二十五年（1845）黄杨氏舍地以扩其基。

天上宫即福建会馆，在县北六甲25里三河场，建于道光十六年（1836）。

楚南宫即湖南会馆，在县北四甲25里崇义桥，建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

楚武宫即湖北会馆，在县北四甲25里崇义桥，建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

黔南宫即贵州会馆，在县北六甲25里三河场，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

帝王宫即湖北黄州会馆，在县北四甲25里崇义桥，建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

仁圣宫，县北四甲25里崇义桥。咸丰二年（1852）建。

三圣宫，两处：一在县西北六甲14里复兴场，乾隆二十四年（1759）建，嘉庆四年（1799）、道光四年（1824）、咸丰元年（1851）重修；一在县北四甲25里崇义桥，嘉庆二年（1797）建。

此外，还有一些外省地方会馆：陕西泾县会馆，建于清道光前后；皖江公所即安徽会馆，建于清道光前后；江西吉水（县）会馆；湖广会馆，创建年代不详；广西会馆，创建年代不详；仁寿宫，在县北六甲簸箕街，古名东岳庙，创建年月无考，乾隆四十六年（1781）重修；浙江会馆，俗称三道会馆，创建年代不详；露泽寺，道光十三年（1833），陕西旅蓉同乡人公建；甘露寺，道光十三年（1833）山西旅蓉同乡人公建；小天竺，为旅蓉浙江同乡人公建，创建年代不详。^[17]

从上述会馆、公所、寺院统计可以看出，从清初开始，旅居成都经商的客籍商人来自十余个省区，不少省区建有多处会馆，甚至其省区以下的州县均建有会馆，充分证明了外省商贾在成都人数众多，营业畅旺。在这些商人中，涌现了资财雄厚、营运数省的大商人。如新津客籍商人胡人宇，继承其父的家产，继续经商，以至“货累巨万”^[18]，是清代成都商业中不可忽略的势力。

与此同时，成都商业资本已开始通过高利贷形式支配生产，井研县蚕丝生产者已遭遇到这种状况。清光绪《井研志》载：

井研丝在成都市称上品，织户争购，取名曰东路丝，以别异于嘉、眉、潼、绵等郡。其类分二等，贾视细粗为高下，细倍粗贾什二，资本费亦如之。岁入丝贾殆数十万金，农民资以为生计甚众。凡国赋田租及一切馈遗叩唁偿负赁庸之赀，常取给于此，命曰丝黄钱。贫户假贷子钱、以丝黄为期，无弗应者……值桑叶翔贵及蚕病之年，因之负债累累者，十室恒八九。

成都丝商通过贷给“丝黄钱”，牢牢地把丝户掌握在自己手中，让他们长期提供廉价生丝，终至于负债、破产，变成一无所有的劳动者。

成都商业资本达到相当积累后，已开始投资盐场井灶。道光七、八年（1827、1828），成都典当兼茶商的陕西人高某，投资白银3000两，与自贡灶户李四友堂签订“开山约”，合办盐井，先后成功开凿了卤井7眼，天然气井3眼，日产卤水200余担，日产天然气可烧盐锅600余口，两姓因之巨富。^[19]商业资本通过投资生产，逐步向产业资本转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要素。

【注释】

[1]王颋：《元代屯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辑。

[2]参见西禾：《成都雕版印书漫话》，《历史知识》1980年第1期。

[3]有关历代户丁折算人口的研究，李世平先生的《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有很稳妥的测算方法。

[4]以李世平先生《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有关弘治四年（1491）四川户数和人口比例1∶10折算。

[5]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6页。

[6]参阅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附录。垦田数从顺治间的1万多顷增长到嘉庆十七年（1812）的4600余万顷。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80页。

[8]民国20年（1931）《工商特刊》创刊号。

[9]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6页。

[10]以上均见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据高王凌：《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表一统计，《清史研究》第3辑，第84页。该表统计清嘉庆时期华阳县场市数为30个有误，经笔者查对应为36个。

[12]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页。

[1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

[14]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7页。

[15]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齐鲁书社1982年版。

[16]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7]上述会馆统计据清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民国《华阳县志》卷三〇《寺观》附《乡馆公所表》，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有关资料综合而成。

[18]《四川简史》编写组：《四川简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

[19]黄植青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79－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