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增长与稻作农业的恢复发展

（一）移民政策的成效

四川在明末清初遭受数十年战乱破坏，人口凋零，田亩抛荒。在明末战乱中，成都城市破坏严重。据康熙《四川总志》，康熙初，四川巡抚张德地“奉命抚蜀”，所见郡邑，“城鲜完郭，居民至多者不过数十户，视其老幼，鹄面鸠形”。当时成都“举城尽为瓦砾，藩司公署久已鞠为茂草矣”。成都遭受毁灭性破坏，巡抚等只好移驻保宁。从清顺治到乾隆时期，四川地区终于从人烟稀少、野兽横行的荒凉、残破局面中恢复过来。由于经济地理条件的格外优越，成都社会经济恢复最早。乾隆初，四川已出现升平景象，成都更是提前进入了兴盛期。在雍正《四川通志》中，四川布政使窦启英著文描述说：

百余年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向之川土荒芜者今皆已垦辟，向之川民凋瘵者今皆已生聚，熙熙然，郁郁然享太平之福矣。惟是成都虽为沃野，其余州县之田，有岁岁耕种者，有休一岁或休二岁或三岁更耕之者。

省外移民的大量迁川，促进了四川全省的恢复发展，更给自然条件优越的成都地区的快速复兴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其中，以陕西人来成都最早，“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白其皮为界，施棚帐于骨髅瓦砾间”。而后，“远近趋利者踵相接”。由此可见，陕西移民在恢复成都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恢复后的四川，居民成分已起了相当大的变化，窦启英执掌事关民政的布政使司，在省会亲历了这场变化，因此能够勾画出移民社会全貌：

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贸，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叙、泸、松、茂、重、夔、黎、雅、宁远之间，夷汉杂居，抚绥尤为不易。

这段描述更多地聚焦在成都地区，因为处于四川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成都，也是主要的移民聚居区。成都人口在战乱中流失最多，清初人口主要由南北各省迁川人口和四方商贾构成。清末学者傅樵村说：“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根据他的统计：各省原籍在成都居民中的比率是：湖广籍占25%，河南、山东籍占5%，陕西籍占10%，云南、贵州籍占10%，江西籍占15%，安徽籍占5%，江苏、浙江籍10%，广东、广西籍占10%，福建、山西、甘肃籍占5%。

如果说这个统计范围局限在成都、华阳两县城区人口（尚不包括康熙年间由荆州调防到成都的数千满蒙八旗军），那么再将视野扩大到府属州县，他的统计也会得到大同小异的证实。如民国《温江县志》载，温江县劫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其余均为移民。金堂县移民人口的比例为：楚省占37%，粤省占28%，闽省占15%，其余各省合计占20%。清代隶属成都府的简州，共有80个姓、220个支派，其中土著仅存7个，外省移民支派213个，湖广移民占133个、广东移民占49个。这就足以证明，清代成都地区的主要居民是由外省移民构成的。各省移民来到成都，他们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包括“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他们在恢复成都活力中各展其长，“惟力是视，俱伐树白之以为界，强有力者得地数十丈不止，远近趋利者日辐辏然”（民国《华阳县志》）。清初来川移民绝大部分从事垦殖，他们“记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雍正《四川通志》）。湖广、广东等省移民来自水稻产区，熟悉稻作农业的经营管理，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使成都地区很快恢复了“天府之国”沃野千里、人富粮多的旧貌，成为西部稻谷生产和供应大区。

移民中也有精于商贸活动者，如山西、陕西两省商人，他们多财善贾，在众多商贸流通领域大展宏图。江西移民也有许多经商之人，“赣省入川又稍后，大概以商业起家为多”（民国《资州志》）。移民中还有大量身怀绝技的手工业者，他们给成都带来了纺织、酿酒、印书、制革、金属加工等技术。众多南北移民来到四川垦殖，同心协力恢复四川经济，经过百年左右的拼搏，不仅让成都恢复了旧日的风光，而且创造出一个和睦相处的移民社会。这个移民社会通过不同省籍移民的长期友好交往，互通婚姻形成崭新的社会关系。生活在乾嘉时期的成都人杨燮（号六对山人）通过竹枝词对此作了生动写实描述：

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实行招抚流亡和轻徭薄赋政策，使社会经济逐步复苏，人口数额从顺治十八年（1661）的1.6万余人激增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2000余万人。^[7]来自湖广、陕西、广东、江西等南北各省移民，进入四川插占落籍。

清初，成都城市经济恢复较早，康熙六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一封奏疏中说：“以川西成都一府，则四方流氓艺业贸易，凑成省会，其属邑之荒凉如故也。”从清初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成都人口陆续发展到12.7万余人，3.54万余丁。由于经济地理条件的格外优越，成都经济恢复最为迅速。省外移民的大量迁川，更给成都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

（二）清代成都城市的手工业

鸦片战争前，成都城市商品生产有了迅速发展。蜀锦织造、造纸印书业、棉纺织业、烤烟种植加工业都发展起来。彭懋琪《锦江竹枝词》描绘成都风貌说：

抱城十里绿荫长，半种芙蓉半种桑；(www.xing528.com)

驷马桥边送客地，碧鸡坊外斗鸡场。

城郊农田全部种花种桑，环城十里，绿荫葱笼，一派生机。芙蓉花和芙蓉皮是制造薛涛笺的重要原料，“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天工开物》）桑叶是养蚕原料，大量植桑为成都发展缫丝和丝织业提供了重要的生产条件。蚕桑、缫丝、丝织，成为成都以至全省的高效产业。

以蜀锦生产为例，经明末清初战乱，成都“锦坊尽毁，花样无存”，流传到清初的工艺只有天孙锦（或曰通海缎）一种。那么，蜀锦织造业在清代是怎样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根据近代学者推断，成都丝织业恢复于雍正时期，其工艺由浙江工师所传，传入路线是“自渝属壁山传至成都”。当时，蜀锦织造业规模不大，织造货色种类极简单。“成都织品除浣花、巴缎以外，有宁绸、素绸缎等品种。货色以真青、真珠红、藏青、靛蓝、元青色而已。”^[8]

清代中叶，成都蜀锦织造业有了很大发展。织锦机械趋于大型复杂，技术分工更为细密，每机三人操作，互相配合，如清卫杰《蚕桑萃编》述：“一提花，一挽综，一贯梭，提花、挽综者听执梭人口中所唱，唱某字即知是某花，贯一梭唱一声，三人手口合一，即无停梭矣。”织造品种大大增多，缎类有：贡缎、提花缎、摹本缎、浣花缎。锦类有：蜀锦、回回（文）锦。绸类有：宁绸、宫绸、纺绸、川大绸、鲁山绸、曲绸、汴绸、裹绸。绉类有：线绉、平绉、湖绉、东绉。罗类有：熟罗、生罗、春罗。纱类有：库纱、官纱、实底纱、芝麻纱、亮纱。绢类有：大绢、小绢、生绢、熟绢。这些丝织品花色品种繁多，“寻常销售天青色，所以较多，此外，有罗绫缎、金丝缎、大云缎、阴阳缎、鸳鸯缎、闪缎、锦缎……金丝缎，‘金’系两层分面金底金花。”机房集中于成都市区东南，“业杼织者数百家”（民国《华阳县志》），形成规模可观的蜀锦生产区。其中著名机房有师兴、马天裕、长发美、马正泰、范裕顺等家，均拥有大量织机，织工各达百数十人。特别是马正泰、马天裕两家产品质量优异，在省内外久负盛誉。

清代四川印刷业也有很大的恢复发展。清乾隆（1736－1795）年间，严正古斋在指挥街开业，其刻字技艺高超，版式字体面目一新，能为顾主校勘版本，并不断培训技艺较高的工人，一时享誉蜀中。嘉庆（1796－1820）年间，张介侯氏又于卧龙桥街创二酉堂，除自刻外，复代销严正古斋书籍。除本地书商外，又有江西书商来成都开办印刷业，乾隆间，赣人周舒腾之尚友堂开业，贩运江浙刻本如《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十三经注疏》等，很受欢迎。此后一直到清末，江西书商来成都开办印书业的总数达50余家，世称“经元八大家”（堂号有“经”字，“元”字）。周舒腾的尚友堂除贩书外，又发展自刻业务，其子周承元增设九思堂，其孙周永德（字达三）又为志古堂创办者。周永德精通印书业务，熟悉四库书目，辛勤经营50余年，为成都一带木刻版本学专家。^[9]

其次，成都棉纺织业在清代前期也有很大发展，成都近郊新津县棉纺织业遍及城乡，“男女多纺织”，所产棉布有“大布”“小布”“台镇”（道光《新津县志》）等类。成都绒线一业，是棉织业中的新创，“秦人寓蜀者多业此”（嘉庆《华阳县志》）。广汉县“四乡妇女，蚕桑外，半勤纺绩，谚云喂猪纺棉，坐地揣钱；布亦坚致甲他郡。”（嘉庆《汉州志》）

在成都郊区蓬勃发展的经济作物中，烟叶种植是引人注目的专业化生产。清代前期，成都地区烟叶生产已十分普遍，“蜀多业于烟艺者”，烟叶生产技艺相当成熟，在嘉庆《四川通志》中，彭遵泗《蜀中烟说》，对它作了完整的记述：

岁十月垡土，离为小区，一区曰一厢，孕种其上，厢各萌茆（茅）屋一，高五尺，宽称之，防霜雪也。春二月，移树腴田，分行通水道，从辰溉粪或日用艾猳（猪）溺，味更辛。小满去近土四围叶，令上梢遒勃，毋分岔。

烟叶收获后，加工工序繁多，每道工序一丝不苟，按成品档次的不同，进行不同形式的加工。

夏至前收积室中，蒙以簟石，谓之阏，气味色赖焉。七日之后，青黄间错出之，用疏竹格二，一承藉，一偃合，贯三横篾，曝烈日使干，名曰折叶，以草索络茎绷风檐隙日下阴之，名曰索叶，索酽于摺，卷曲而不舒，嗜生烟者便之。治熟烟法，去叶梗，盛以席，菜油合红矾，口吸喷之，总入床中，床形近榨，两苇园木。高大各四尺，上中下三楔吃紧，人乘床用凹刃长刀划制成丝，纳热锅推拨，逾时收贮，不尔则色变质霉，不可久留。工绌气味上者曰盖露；次曰长行；又一种曰姜黄，郁金草制之，多食头眩，总名曰油丝。不施油红，专行木质者曰乾丝。不言而喻，这种烟叶的种植和加工业完全是专业化生产，目的是按市场需求的不同提供各种消费需求的烟品，烟农也因此“获利过稻麦三倍，民争趋焉”。

根据清代前期成都地方志记载，仅在成都市区生产的流通的商品就多达数百种。

其中主要商品有：锦、巴缎、倭缎、宫缎、宁绸、绫、纱、罗、丝等丝织品，帽纬、布、云布、织绒、哈达等棉织品，麻、靛、铜盆、笺纸、漆、酒、蔗糖、蒟酱、烟、花椒、竹等日用品，稻、谷、黍、稷、高粱、苞谷、麦、荞麦、芝麻、豆等粮食产品，芋、龙葵菜、巢菜、瓜、瓠子、茄子、莱菔、葫芦、茭笋、菱、藕、海椒等蔬菜产品，红豆树、木密、青桐、桑、柘、桤木、桐、槐、榆、檀、杨柳等林木产品；牡丹、茶、千叶、刺榆、芙蓉、山茶、旌节花、长乐花、海棠、蜀葵、金雀花、地丁花、凌霄花、苴草、文章草、荔枝、樱桃、牛藤、杜鹃、桐花凤、木槿等花果产品。

成都地区城乡商品生产的蓬勃发展和为市场提供品类繁多的商品，不仅直接促进了成都商业的日益兴盛，而且沟通了本地与外地的流通渠道，使成都成为重要的商业都会。成都通过陆路（驿道、石板路）和川江水路与各地通商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