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成都为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全国30余个著名工商业都会之一，城市商业繁荣，与省内外贸易往来频繁。明张翰《松窗梦语》载：“南则巴蜀，成都其会府也。绵、叙、重、夔唇齿相依，利在东南，以所多易所鲜。”
成都地区所产蚕丝，已远销东南沿海。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记载：
凡倭锻制造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质来自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
商人不辞万里，运销川丝，贩回胡椒，往来获利。制作精美的薛涛笺贩运四方，成为享誉国内市场的名产。
一些名贵工艺品，如“缮锦香扇之属”，往往为官府、藩王垄断，“定为常贡”，因而“名色无多而价甚昂，不可易得”。一般日用品，如陶瓷、茶叶、生丝、布匹、药材产量不少，流通四方，如成都硫璃厂窑，生产规模很大，占地340余亩，所制青瓷器皿远销省内外。“茶为蜀中郡邑常产”，著名的蒙山茶、峨眉茶、泸茶、灌县青城山茶、夔门春茶，“初春所采，不减江南”，不少茶叶在成都集散，行销远近。善于营运的山陕商人，已开始进入四川活动。陕商贩运生丝、布帛，在这些领域中“有本自来”。
明代成都市区商业比元代繁荣，但未能达到宋代水平。由于宋末元军对成都市区的严重破坏，明初成都已无法恢复旧貌，只能“因宋元旧城而增修”。洪武四年（1371）秋，傅友德等平蜀，明太祖曾诏令“筑成都新城”，其后都指挥赵清、都督陈怀复浚修城隍，辟五门，门各有楼，城门外筑月城。明正德《四川志·城池》记载：“复修堤岸以为固。内江之水，环城南而下。外江之水，环城北而东至濯锦桥南而合……城周回楼一百二十五所。其西南角及东北角建二亭于上，俗传象龟之首尾。城东门龙泉路曰迎晖，南门双清路曰中和，西门郫路曰清远，北门新都路曰大安。”以后，又经过多次培修。从天启《成都府志·成都府治图》看，成都市区已具有创新的轮廓，城市街道纵横，以蜀王府为中心，街道形成东西和南北走向的若干通衢大道，再辅以各种坊巷，布局完整、谨严，城内外寺观密布，官衙相望。城市商业兴旺，商品种类繁多。明代成都商业具有以下特点。
（一）各类商品的专门市场日益增多，销售范围扩大
为便于各类商品的交易，市区已出现若干经售同类商品的专门销售区域，除唐宋以来经久不衰的花市，蚕市、锦市、扇市、七宝市、药市而外，重要的商品市场还有：皮革市、旧衣市、纱帽市、玉器市、钱纸市、猪市、栏干（丝线或棉线编织的装饰品）市、草市、骡马市、银器市、木市、珠宝市[6]，这些专门市场按商品进货路线或销售渠道自然分布全城，形成完整的商业网点，反映了成都城市供销情况。
（二）前店后厂，产销结合(www.xing528.com)
在经营方面，形成工商结合的格局，许多商号附设手工作坊，以自产自销为主，如栏干、铜器、金银器、玉器、皮货等商号，自有店铺和作坊，作坊生产加工产品，而后在店铺销售。
（三）开拓原料市场，建立长效供应链
建立较为可靠的原料供应基地，从而使成都商业获得了充分的货源条件。如玉器原料，玉石来自灌县，俗呼土玉，玉行设庄采购，运回成都，以金刚砂解之，琢而为器，富有特色。本市经售的木材，来自松潘、理县，水运来成都，由木商加工销售。其他农副产品均来自成都周围富饶的农村，使成都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
（四）形成商品、原料市场，辐射范围广阔
川西平原作为省内外商品集散中心，成都商品来自四方，川西平原的农副产品、川西北高原的牛羊马骡等畜产品，湖北、陕西的棉花，江南地区的特产纷纷运往成都，成都蚕丝、茶叶、金银制品、笺纸、中药材等远销四方，形成范围较广的商品辐射面。
（五）形成城市周边物资交易市场，使城市中心市场根深叶茂
成都市区定期集市有了进一步发展，各集市集中交易以某一类富有特色的商品为中心的各类物资商品。如大慈寺是历代享有盛名的商业贸易中心，侯溥曾描述它在繁盛时代的风貌，其《寿宁院记》云：“成都大圣慈寺，据阛阓之腹商列贾次，茶炉药榜，篷占筵（竹尃），倡优杂戏之类，坌集其中。”明代大慈寺，仍是万商所聚，行医卖卜，市集游乐之处，大慈寺前红布街，“青楼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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