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成都地区的手工制造业没有恢复到宋代水平，但仍有自己的特色。
在纺织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当时官府设绫绵局作为官营纺织机构，按照元统治者的奢侈需求，督工织造绫锦制品，民间纺织业也有少量残存。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历成都地区时目睹了成都及附近州县有许多织造作坊，有些作坊能制造色调鲜美的布匹、绉纱和绫绸。现存省博物馆的一幅元代织金蜀锦残片长26.5厘米，宽20.2厘米，斜纹地，纬浮花，地呈紫红色，花纹由蓝、黄、银色组成，有金银线织成的1.3厘米宽的直条，在条纹间隔处，还有单个排列的万年青，变形图案显得庄重大方。1982年重庆江北明玉珍陵墓出土的实物反映出，当时织锦工艺高超，已能织造诸如斜纹绫、云凤纹缎花、锦缎被面、缎褥、缎龙袍、缎襦裙、云纹缎袍、青色软缎袍等高档丝织品。但是，元政府对手工业控制极严，对民间手工业压迫尤甚，除苛税外，还实行夜间“火禁”，使辛勤劳动的丝织手工业者难以进行夜间工作。元戴良《九灵山房集》有反映这种困境的诗歌：
成都妇，何太苦，官家火禁猛如虎；
夜长不得秉机杼，就中小姊最堪怜，箔桑已老雪团团。(www.xing528.com)
欲缫新茧为匹帛，有烛当面不敢燃。
在元朝地方官府的严厉控制下，四川手工业生产处于萎缩状态。
印刷、造纸仍有延续，元人费著，“世为成都巨族、亦喜刻书，刻有大字本《资治通鉴》，世称龙爪本”。造纸作坊在百花潭，“以纸为业者家其旁”，“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其亦水之宜矣”。其造纸法亦有别于它省，“今天下皆以木屑为纸，而蜀中乃尽用蔡伦法”。所造蜀笺纸种类不少，“有玉版、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玉版，贡余杂以旧布、破履、乱麻为之，惟经屑、表光非乱麻不用”。造纸原料用杵臼舂烂，洗净，然后按预定尺寸制成纸张，蜀笺仍然保持各种花纹图案，有布纹、绫绮、人物、花木、虫鱼、鼎彝等，美观、雅致，其中有套色“百韵笺”，“则合以两色材为之，其横，视常纸长三之二，可以写诗百韵……人便其纵阔，可以放笔快书。”此外，还有大行张的“船笺”，背青而白的“青白笺”，适合书写的“学士笺”“小学士笺”，仿姑苏色调的“假苏笺”。各种笺纸“皆印金银花于上”，色彩绚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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