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在宋代经学、理学中的贡献

魏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今成都蒲江）人，是在南宋面临金、元强敌，国事危如累卵时期进入政界的一位蜀中理学精英。由于朝廷政治腐败，先有韩侂胄擅权，制造“庆元党禁”，围剿政敌；又狂妄自大，昧于时势，启动开禧北伐，失败后被杀。后有史弥远长期专权，结党营私，呼朋引类，政局更趋黑暗。魏了翁学识渊博又直言敢谏，其仕途生涯也就随着权臣喜怒无常而升沉起伏。但他富于思索、长于哲理，对前辈理学家博大精深的著述学而不厌，孜孜以求，在理学领域成为后起之秀，结合家国忧患，积累起自己的独特见解。在颠沛流离的宦途生涯中，结识了一批年轻才俊，于是设帐授徒，创办“鹤山书院”，薪火相传，成为南宋理学的一个支派。

（一）仕途生涯

魏了翁生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幼时聪慧好学，与诸兄入学，俨如成人。到少年时期，悟性超凡，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再览，乡里称为神童。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8），他二十岁就进士及第，进入统治集团，在朝廷和地方政府中担任要职。首授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任学官国子正。宁宗开禧元年（1205），改秘书省正字。开禧二年（1206），召试学士院，因直谏获咎，迁校书郎；以亲老补外任，授嘉定（今乐山市）知府；行次江陵，时值蜀中守将吴曦叛乱，未赴任。嘉定二年（1209），丁父忧回乡守制，筑室白鹤山下，次年建成，名曰“鹤山书院”，意欲培育学子，为国求贤。乡居不久，他即被朝廷征召，先后任汉州（今广汉县）、眉州（今眉山县）知州，兴利除弊，厚伦止讼，以教化善俗为治本。均因“治行彰闻”（《宋史·魏了翁》），嘉定四年（1211）迁潼川府提点刑狱；八年（1215）兼任提举常平，旋改任转运判官。嘉定十年（1217）迁直秘阁学士，任泸州知州，兼管潼川府路安抚司，又改任潼川知府。丁母忧，免丧，差知潼川府，宽政裕民，绩效大著。

嘉定十五年（1222），魏了翁奉召回京，上疏二千余言，论及天理人事、举贤任能、淳化风俗、整饬吏治诸端。了翁出京十年，皇帝嘉纳雅言，进兵部郎中，旋改司封郎中兼国史馆编修官。对日益严重北方强敌压境，魏了翁难以安枕，又上疏，论及加强江、淮、襄、蜀四镇防御，择人以任，虚心以听，假以事权，资以才用，形成联络守御形势。又详述蜀边垦田以资国用等长远攻守谋略。

十六年（1223）任省试参详官，随迁太常少卿兼侍文修注官。嘉定十七年（1224），迁秘书监，兼起居舍人。因直言得罪权臣，被迫离京，以集贤殿修撰衔任常德知府；宝庆元年（1225），遭诬劾，又降三级，左迁靖州（今湖南靖州）居住。绍定四年（1231）复职，迁宝章阁待制，次年自湖南返回蜀中，任潼川府路安抚使，实授泸州知州。端平二年（1235），又奉召入朝，升任礼部尚书，十月同签枢密院事督师视京湖军马，并兼同修国史等职。旋兼吏部尚书。端平三年（1236），任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

魏了翁还朝六月，“前后二十余奏，皆当时急务”（《宋史·魏了翁》），遂遭权臣忌恨，合谋胁迫他执掌当时已战云密布的江北边防重地兵马。他原本文臣，从未领兵出征，如何能担当重兵压境的长江防务？无奈只好辞职，又不许辞职，改任开府宣押同府奏事，又兼提举编修《武经要略》。他经受不住权臣步步暗算，不得不接受临邛郡开国侯的封号离京回乡。

不久又被再三征召，拜资政殿学士，先后任湖南安抚使、潭州知州、绍兴知府、江东安抚使等职。嘉熙元年（1237），改任福州知府、福建安抚使，同年逝于任所，享年60岁。他身后被封赠太师，谥“文靖”，赐宅苏州，累赠“秦国公”。虽然安享身后哀荣，但与同时代的爱国者一样，他目睹家国残破，壮志难酬，内心沉痛，抱憾以终。

（二）在经学、理学领域的不朽建树

魏了翁的一生，是在读书报国生涯中度过的。他在研究传统经学和前辈理学的过程中，对占据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和后起的陆九渊的心学用力最多。同时他注意到浙东学派的事功之学，反对空谈义理，主张挽救危局，经国致用，抵御外侮。

魏了翁毕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态度，成为他的经学造诣与理学建树的天然优势，构成他一生精神境界的亮点。他幼时熟读百家，过目不忘，被目为“神童”。十五岁时著有《韩愈论》，文笔清畅，抑扬顿挫，接近韩文风格。这以后，他开始涉猎理学著述，崇拜北宋以来诸家理学前辈。学者评说他在学术思想上宗仰朱熹、陆九渊，又兼有“永嘉经制之粹”。初登进士第，在官场“讳言道学”的萎靡学风中，他反其道而行之，著文论道。嘉定八年（1215），他上书奏请为已故著名理学大家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定爵位、赐谥号，足以体现他宗仰理学的赤子之心。京都杭州是人文繁盛之地，他由此接触了政界名流和理学各派学术思想，特别是与朱熹门徒辅广、李方子等人的交往，深深地被程朱理学吸引，“招二公时时同看朱子诸书，只数月间便觉记览词章皆不足以为学”^[6]。由此毕生致力于理学研究。

魏了翁治学有方，毕生耕耘经史之学，著述宏富。流传后世的著述有：《九经要义》263卷，《国朝会典》200卷，《鹤山全集》109卷，《经外杂钞》3卷，《周礼折冲》2卷，《读者杂钞》2卷，《周礼井田图说》《焦窗杂录》《豳风考》《正朔考》《古今考》各1卷。(www.xing528.com)

古人读书有边读边抄的习惯，读与抄结合，既能加深记忆，又能手写古籍，保存善本，成为家藏本。家境寒微的读书人，借书阅读，更要抄书以保留抄本。很多保留在简册上的古籍，都因为辗转传抄才得以幸存下来。唐宋时期，我国雕版印刷工艺步入辉煌，印制的图书供不应求，读书人仍然以抄书作为读书的组成部分。所以在读书人的著述中，都有抄录的古籍和自己的著作心得两部分，还有对古籍进行分类、删节和评点结合的编纂本。这是我国藏书丰富的重要原因。

与古代学者的著述一样，魏了翁的著述中，也包含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由此可以了解魏了翁的治学门径与特色。在这些著述中，最有价值的当推《九经要义》和《鹤山全集》。前者聚集了他研究经学的主要成果，是总结九种儒家经典的厚重之作，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评价；当然也包括他对前辈成果的删繁就简，如《周易要义》10卷就是对孔颖达《周易正义》的删繁举要，以便寻览。从著述之渊博可以窥测魏了翁及其弟子税与权、史绳祖对易学研究着力极深。

魏了翁在对传统经学做了相当研究之后，曾计划以邵雍《观物》所定标准为决断：“著文王、周公正者八卦、变者二十八卦之繇辞于册，题曰《周易古经》上、下篇，冠于《十翼》，以还孔子韦编之旧，便百世之下学者复见全书，而附数公序、辨于末。”（《校正周易古经跋》）魏了翁恢复《周易》原貌的计划是胸有成竹的，可惜尚未着手，即不幸逝世。稍后，税与权、史绳祖继承其师遗志，在《周易》的探索方面确有所为，税与权刊定《周易古经》上下篇，史绳祖著有《易断》30卷、《九经要义》1卷和《周易古经传》。

此外，税与权针对朱熹《易学启蒙》的缺失，撰写了《易学启蒙小传》。朱熹著《易学启蒙》，意在发挥邵雍“先天图义”，而对邵雍“后天易”则未曾涉足。税与权在魏了翁易学思想的熏陶下，对邵雍“后天易”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参考了扬雄、孔颖达的见解，将“后天易”视为易学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朱熹《易学启蒙》的基础上，补撰《易学启蒙小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肯定他弥补了朱熹《易学启蒙》的缺略，称赞其书“持之有故，而执之成理”。

有了经学的深厚根基，在诸家理学方面，魏了翁更是勤于思辨，废寝忘食。他对北宋理学家邵雍和程颐的易学成就情有独钟，深感他们各有千秋，合二为一更加完美。于是，他致力于将程颐代表的义理易学与邵雍代表的象数易学融为一体，完成了《周易要义》10卷。论者评其书指归：“了翁以说经者但知诵习成言，不能求之详博，因取诸经注疏之文，据事别类而录之，谓之《九经要义》，此其中之第一部也……盖其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于汉学、宋学之间。故是编所录，虽主于注疏释文，而采掇谨严，别裁精审，可谓剪除枝蔓，独撷精华。”论者更有评曰：“孔颖达作《九经正义》，往往援引纬书之说，欧阳公常欲删而去之，其言不果行。迨鹤山魏氏作要义，始加黜削，而其言绝焉。则亦甚与以廓清之功矣。”于此可见，魏了翁《周易要义》治学路径，他力求将汉学与宋学融会贯通，以注疏释文为主旨，采掇谨严，别裁精审。对孔颖达《九经正义》中引述如谶纬之说，玷污儒学，欧阳忠公早已决意删除，但未能着手；在百年之后，终于由魏了翁在《九经要义》中将孔子厌谈的“乱力怪神”悉数删除。去其糟粕后，使后世学人从中获益匪浅。

在家国危机日渐深重的时刻，魏了翁也接受浙东事功派理学思想的影响，在奏议中提出一些针砭时弊、整饬朝政，甚至犯颜直谏的建议。其在《鹤山集》中提出“治国之术，始于正君”，要求皇帝“贤而远色，清心寡欲”，把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要求指向君主。他认同民本思想，把庶民等同于天，“抑不知民与天一也，安有为欺民之事而可以应天？亦安有为欺天之事而可以助民？”他目睹政以贿成、内耗无节的财政虚耗局面，提出：“今赋入之数与兵官数约取中道，立为经制，以十分为率，七分为养兵及官省之费，以三分备水旱非常。”要求“计臣自今量入为出，不得更相为用，以紊经常之日，庶使盈虚可考而缓急不至无备。”宁宗崩，理宗即位后，时事改易，皇帝召见了翁，言“朕心终夕不安”。了翁对言：“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谓之天，非此心之外别有所谓天地神明也。”他建议皇帝虚心对天地、事太母、见群臣、亲讲读，皆随事反求，“则大本立而无事不可为矣”。同时强调治道不正之祸源在于：“讲学不明，风俗浮浅，立朝无犯颜敢谏之忠，临难无仗节死义之勇。”（《宋史·魏了翁传》）其忠君爱民、救亡图存的事功观念溢于言表。但忠言逆耳，权臣史弥远不容，言官乘机弹劾其首倡异论，被贬逐出京，先后下挂湖南常州知州、四川泸州知州，仍不断奏言时弊，被权臣遣往边地，“出督京湖兵马”，逼其辞职。嘉熙元年（1237）卒。赠太师，谥文靖。

（三）创建鹤山书院

魏了翁初登龙门不久的开禧二年（1206），就因直言政事，触犯权臣韩侂胄，遭受贬斥。他以亲老为由，乞求还乡。遂有简放嘉定知府的诏谕。得知消息后，京城学林朋友馈赠他大量儒学、理学典籍；他也在杭州书肆选购一些蜀中稀缺书籍，为他回籍后培育青年学子做好充分准备。但因蜀中发生吴曦之乱，未能成行。次年，因父亲亡故，得以回乡守制，遂在故乡蒲江县“筑室白鹤山下”（蒲江中学所在地）。命名“鹤山书院”。他在眉州任上时，对号曰“难治”习俗进行改良，“乃尊礼耆旧，简拔俊秀，朔望诣学宫，亲为讲说，诱掖指授，行乡饮酒礼以示教化，增贡士员以振文风”。在潼川府任上时，他“约己裕民，厥绩大著”，一时门庭若市，蜀中名士如游佀、吴泳、牟子才等，均“造门受业”。贬逐“靖州居住”时，“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于是他在城东兴办鹤山书院一所，广收门徒，通过这种方式，把经学传播四面八方。

魏了翁任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时，入对“经纬进读”总能联系军国大事、明辨用人是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予以深解。理宗皇帝“必改容以听”。魏了翁最终辞朝外放前，理宗曾御书严武诗相赠，又赐“鹤山书院”四个大字。鹤山书院内设“尊经阁”，以家藏十万卷书籍珍藏其中；又创设“师立斋”，得挚友叶適（水心）题名；并建“事心堂”，以表彰理学诸家立诚主敬之功。这些深思熟虑的安排，表明魏了翁决心退守桑梓，培育理学后生的意念。只因朝中难以舍弃这位孜孜于国事的骨鲠之士，不断征召授命，因此，他实际主持“鹤山书院”的前后时间大约四年多。^[7]

由于魏了翁创办的鹤山书院，开蜀中风气之先，当年首批参加乡试的学生取得“十而得八”的优异成绩，“人竟传为美谈”，于是，鹤山书院誉满蜀中。对此，魏了翁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书院不应以追求功名利禄为目标，而应以读书穷理为指归，传授经学、理学，培育栋梁之才，才是“不虚筑室、贮书之意也”。魏了翁依托书院，招徕精英，“以所闻于辅广、李燔（应为李方子）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鹤山书院在存续期间对传播理学、发展蜀学贡献甚大。前后就学于书院士子颇多，“负笈而至者，襁属不绝”，其中佼佼者有王万、牟子才、吴泳、高斯得、史绳祖等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