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蜀学的开创者和引领者-苏洵、苏轼、苏辙

宋代蜀学的引领者是苏轼、苏辙兄弟，其开创者是他们的父亲苏洵。父子三人并称“三苏”，苏轼、苏辙兄弟二人被称为“大小苏”，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眉山三苏祠编印的《三苏祠楹联选注》中，蔡宗建题曰：“是父生是子，家学一门，自昔声名弥宇宙；难兄更难弟，象贤两世，至今俎豆重乡邦。”冯建吾题曰：“其人其德其才，与历史共存不朽，斯为世仰；乃父乃兄乃弟，本家学渊源有自，故尔风高。”

许多人认为三苏的重要地位是在文学上，秦观却不以为然，他在《答傅彬老简》中回答友人说：

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

（一）壮年发奋的苏洵

苏洵生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字明允，号老泉；他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7岁以前，为“少不喜学”的时期；27至48岁为发奋读书的时期；48岁带着苏轼、苏辙进京应试；到58岁去世的这一时期，是他的文章名震天下的时期。他的文章很为欧阳修所看重，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在读了苏洵的文章后曾经说：“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洙）、石守道（介），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苏洵）之文，予意足矣。”（《邵氏闻见后录》）苏洵善于策论，其文风受《孟子》《荀子》《战国策》的影响颇深。曾巩在《苏明允哀词》中说苏洵的文章“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在欧阳修看来，苏洵的文章超过了前人。欧阳修认为苏洵是“通经学古、屡忠守道之士”，他对苏洵是极为赞赏的，他说：“其议论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荐布衣苏洵状》）

苏洵用“权变”思想来论述《易》《礼》《乐》《诗》《书》《春秋》的形成；朱熹指责苏洵说：“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也。”（《朱子语类》）苏洵认为，“权变”只是手段，关键在于运用权变的是什么人？“权变”思想是苏氏蜀学的基础，苏洵认为，“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夫使圣人而无权，则无以成天下之务；无机，则无以济万世之功”，“有机也，虽恶亦或济；无机也，虽善亦不克。”（《嘉祐集》）蜀学与新学之间的抗衡，正是由于苏洵认为王安石没有权变思想；而与洛学的对立也是由于苏轼认为程颐缺乏权变，与“不近人情”的王安石等同。苏洵对《周易》的研究重在辩证思维，而对易学中的性命理论缺乏认识。

庆历六年（1046），苏洵归蜀奔丧；后举家迁往京师，被朝廷任命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从嘉祐六年（1061）到治平二年（1065），与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治平三年（1066）因病去世。

（二）蜀学泰斗苏轼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县人，生于景祐三年（1036）；苏辙字子由，生于宝元二年（1039）。苏轼、苏辙兄弟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但二人的性格却有所不同，正如苏洵在《名二子说》中所说：“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从中不难看出苏洵为什么给两个儿子取名轼、辙，以及苏轼、苏辙二人的不同性格和他对儿子的担心与希望。苏轼19岁时，与青神县16岁的王弗结婚，婚后感情甚好，但不幸的是，王弗年仅27岁就病逝了，苏轼为纪念亡妻，曾经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悼念王弗：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以后曾纳数妾，他最喜欢其中一个叫王朝云的女子，苏轼把她视为知己，《梁溪漫志》中有记载说，一天，苏东坡退朝回到家，吃罢饭捂着肚子慢慢行走。他看着身边的侍妾丫鬟，问道：“你们说我这肚子里有什么东西？”一个丫鬟抢先回答说：“里面全是文章。”东坡认为不对。又有一个人说：“满肚子都是见识。”东坡还是认为没有说到点子上。最后，朝云说：“学士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东坡闻罢捧腹大笑。后来苏轼贬官黄州、岭南期间，朝云一直与苏轼在一起。

嘉祐元年（1056），苏轼、苏辙在父亲的带领下进京应试。苏轼兄弟顺利通过举人考试、礼部考试、礼部复试，嘉祐二年（1057）三月仁宗殿试，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欧阳修因苏轼的政治主张以及文风与自己相符，所以很赏识苏轼，他曾经对人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

苏轼的仕宦生涯是非常曲折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服母丧期满，与父亲、弟弟一同赴京时，曾经写过大量的诗章，其中一首《夜泊牛口》说：(www.xing528.com)

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

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

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

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

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苏轼在为官之初也无奈的嘲笑自己，“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宋史·苏轼传》中对苏轼的评价是：“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舟。器识之宏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三）苏氏学理

苏辙在学术上受父亲及其兄长的影响是很大的，《宋史·苏辙传》对苏辙的评价是：

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柅之，安石自是不复及此，后非王广廉傅会，则此议息矣……元祐秉政，力斥章（惇）蔡（确），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独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予，亦有乘除于其间哉！

史论将苏辙性情、学术和政见作了简要评说，又将其兄弟关系作了贴切简述，是对苏氏一门人品、学理的结语。苏氏蜀学受佛、老思想影响，有专门论述经书的言论和专著；与此同时，也十分重视《论语》《孟子》等书。秦观在《淮海集》卷三〇《答傅彬老简问》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朱熹也充分肯定了二苏在儒学义理方面的造诣，他说：“苏氏之学，上谈性命，下述政理。”又说：“苏氏之学，却成个物事。”苏氏蜀学继承了苏洵的“权变”思想，又大量汲取了佛、老学说；程朱学派与苏氏蜀学敌对的地方就是苏学尚权谋，重人情，有经世之学的特点；并声称三教合一，有明显的佛、老思想痕迹。苏轼在《黄州安国寺记》中，对他“归诚佛僧”的原因是这样说的：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湖州）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初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何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自由自在），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从中不难看出，苏轼贬官黄州后，即“归诚佛僧”，他在黄州闭门思过时，感到一个人若想痛改其过，只有归诚佛僧，通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来彻底解脱自己。

侯外庐先生认为，《老子解》最能代表蜀学融会三教的特点。这一点在该书附题中，苏辙叙述了他在筠州写此书时，与禅僧道全论道时的一段话：“予告之曰：‘子所谈者，予于儒书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孔子之孙子思，子思之书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盖中者佛性之异名，而和者六度万行之总目也。致中和而天地万物生于其间，此非佛法，何以当之？’全惊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后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无二道。’……是时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辄以示全，全辄叹曰：‘皆佛说也！’”苏辙认为道学中的“中”就是佛学的“佛性”，他用儒家思想注解《老子》，并自命为“佛说”。

苏学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苏氏众多门人弟子中，以秦观、张耒、黄庭坚、晁补之为最有影响，世称“苏门四学士”。元祐八年（1093），苏轼出守定州，“士愿从行者半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