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摩诃池
摩诃池为隋蜀王杨秀所建，位置在大城西，接近新城处（今四川科技馆及其四周一带），前蜀时池向北扩展（达到今正府街一带），宋代缩小到原来规模。摩诃池得名于传说。卢求《成都记·序》说：“隋蜀王秀取土筑广子城，因为池。有胡僧见之曰：‘摩诃宫毗罗’。盖摩诃为大宫，毗罗为龙，谓此池广大有龙，因名摩诃池。”唐代中叶，摩诃池已成为泛舟游赏胜地。杜甫《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诗云：
湍驶风醒酒，船回雾起堤。
高城秋自落，杂树晚相迷。
坐触鸳鸯起，巢倾翡翠低。
莫教惊白鹭，为伴宿青溪。
武元衡《摩诃池》诗云：高骈《残春遣兴诗》云：
摩诃池上春光早，爱水看花日日来。
秾李雪开歌扇掩，绿杨风动舞腰回。
芜台事往空留恨，金谷时危悟惜才。
昼短欲将清夜继，西园自有月徘徊。
画舸轻桡柳色新，摩诃池上醉青春。
不辞不为青春醉，只恐莺花也怪人。
五代后蜀主孟昶有《摩诃池避暑》诗云：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帘开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庭户寂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二）龙跃池、宣华苑
五代时，王建改摩诃池为龙跃池。乾德元年（919），王衍改龙跃池为宣华苑，又大兴土木，环池建宫殿亭阁，乾德三年（921）竣工，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殿，有清和、迎仙宫，还有降真、蓬莱、丹霞、怡神亭以及飞鸾阁、瑞兽门，华美壮观，穷极奢巧。当时，摩诃池水面广阔，又有岛屿亭台、宫墙堤岸曲折点染，为泛舟游赏胜处。花蕊夫人宫词对宣华苑游赏活动多所描写：“三面宫城尽夹墙，苑中池水白茫茫。”“殿庭新立号重光，岛屿亭台尽改张。”“每日日高衹候处，满堤红艳立春风”，“水车踏水上宫城，寝殿檐头滴滴鸣。”“傍池居住有渔家，收网摇船到浅沙。”
后蜀亡后，宫殿多被拆毁，以其材为木筏，运物资东下。夹城引水渠道也逐渐淤废，顿呈荒凉景象。北宋时宋祁《览蜀宫故城有感》诗说：“国破江山老，人亡岸谷摧。鸯飞今日瓦，鹿聚向时台。故苑犹霏雪，荒池但劫灰。赭遗糊处壤，阖记数残枚。”南宋时宣华苑虽存，残破依旧，池面也大大缩小。陆游《花时遍游诸家园诗》也有不胜今昔的感觉：“宣花无树著啼莺，惟有摩诃春水生。故老犹言当日事，直将宫锦裹宫城。”尽管如此，宣华苑仍不失为人们伫足凭吊的胜迹。南宋时池水面积减少，陆游《摩诃池》诗曰：
摩诃古池苑，一过一销魂。
春水生新涨，烟芜没旧痕。(www.xing528.com)
年光走车毂，人事转萍根。
犹有宫梁燕，衔泥入水门。
自注：“蜀宫中旧泛舟入此池曲折十余里。今府后门已为平陆，仍犹号水门。”
（三）合江亭与合江园
中唐时，韦皋镇蜀，凿解玉溪，又于郫江与流江汇合处建合江亭（在今安顺桥稍东之锦江北岸），此亭与郫江北岸的张仪楼、散花搂形成一条由西向东的风景线。后又在亭旁筑楼阁台榭，参植美竹异卉，名曰合江园，成为游览胜地。晚唐高骈筑罗城，郫江断流，张仪、散花等楼失去昔日风光。但改道后的郫江仍在合江亭下与流江汇合，二江拱亭，风景如故，因而更为游人所流连云集，至宋代达到极盛。宋代成都商业发展，商船、渔船往来如织。远航客货船，也舶于亭下，于是合江亭又成为万里桥东又一饯别之地。可惜直至南宋末，也未在合江亭下兴建横跨流江的大桥，游人只能在枯水季节涉水往来两岸，这就使两岸游人难以畅游尽兴。陆游即由合江园涉水到南岸赵园。
（四）芙蓉城
唐代成都已种植木芙蓉，并成为人所喜爱的花卉。值得关注的是，后蜀主孟昶对成都城市环境的美化的重要举措，他曾诏令军民在成都全城遍种木芙蓉，晚秋季节，芙蓉怒放，色彩艳丽，仿佛锦绣，因此成都得名“芙蓉城”。北宋文同有《二色芙蓉》诗赞叹蜀国芙蓉：“蜀国芙蓉名二色，重阳前后始盈枝。画调粉笔分妆处，绣引红针间刺时。落晚自怜窥露沼，忍寒谁念倚霜篱。”这一习俗流传至今，以木芙蓉为代表的成都花卉，成为成都人民乐于栽种和欣赏的园林瑰宝。
综上所述，隋、唐、五代、两宋成都城市建设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由于四川社会相对安定，经济进一步开发，城市人口数量超过历代，城市规模也相应扩大，城市基本建设，如街坊、市集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奠定了近代成都城市建设的基础。
其次，中唐以后，四川处于地方封建势力统治下，统治者力图在中原战乱形势下保持偏安和独立。在罗城、子城和皇城的大规模兴建中，表现出强烈的地方安全意识的增强和对周边防御自卫的传统特色。
再者，适应都市游赏文化兴盛的需要，城市名胜古迹、祠庙寺观、池苑园林等建设得到迅速发展。这种建设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得古典文化遗存与世俗审美意识巧妙结合，造就了一系列有利于弘扬成都历史文化传统的游赏景观和设施，使成都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
【注释】
[1]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2]杨秀两次镇蜀，第一次为开皇元年（581）至三年（583），由于年仅十一岁，在蜀期间又短促，不可能完成筑城工程。第二次镇蜀为开皇十二年（592）至仁寿二年（602），时间长达十年，且已成年，筑城工程极有可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3]罗城周长是据王徽《创筑罗城记》和《资治通鉴》所载，僖宗诏书谓四十三里，或有夸张、讹误。唐时二十五里折合清制约为二十里。拥城或称瓮城、月城，在城垣之外。
[4]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5]此石在抗战中建瞭望塔时被塔基所埋，不能复见。
[6]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巴蜀文化续论》，分别见《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2期，1960年第1期；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8]严真观支机石，直至1958年均在成都支机石街西面空地，即古严真观遗址上，明清方志均有明确记载。
[9]（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载：庙在宋成都府署（今正府街一带）西南二里，确切位置应在今东城根街与商业街交叉处，此庙宋初改名乘烟观，继改朝真观，但庙中仍祀诸葛亮。
[10]徐中舒教授考证，《蜀王本纪》非扬雄所著，是东汉末至蜀汉时荟萃成书，秦宓传承人谯周著录成书。徐文《〈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载《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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