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史：名胜古迹盛行，王勃畅游武担山

隋唐、五代、两宋时期，成都在城市建设中的一个新的趋向，就是随着游赏习俗的盛行，大规模恢复兴建的名胜古迹、祠庙寺观、池苑园林。这类建设，充分体现了古蜀文化与隋、唐、五代、两宋市民时尚喜好的良好结合，是这一时期成都民俗文化的重要表现。笔者择要介绍如下。

（一）武担山、石镜与五丁担

有关成都城西北武担山、石镜和五丁担的传说，均见于《华阳国志·蜀志》：“武都有一丈夫，化为美女，蜀王（开明）纳以为妃，因不习水土而死。蜀因遣五丁往武都担土，为妃作冢。”又云：“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又据罗泌《路史》载：“梁武陵王萧纪曾发掘得玉石棺，中有美女如生，掩之而建寺其上。”可见武担山自南北朝梁武陵王萧纪时（552）已建造寺庙（武担山寺，亦名咒土寺），成为成都名胜。因山为长形，东西走向，中凹而东西凸出，亦名东台、西台。

唐宋时代，为成都游赏胜地。盛唐才子王勃于总章二年（669）五月（癸卯）自长安游蜀，有《晚秋游武担山寺序》曰：

如武担灵岳，开明故地，蜀夫人之葬迹，任文公之死所。冈峦隐隐，化为阇崛之峰。松柏苍苍，即入祈园之树。引星垣于杏嶂，下布金沙棲日。观于长崖，徬临石镜。瑶台玉瓮，尚控霞宫宝刹。香坛犹分仙阙，雕龙接映台疑。梦渚之云壁，题相晖殿。写长门之月，美人虹影。下缀虬幡，少女风吟。遥喧凤铎，群公以玉津丰暇，傃林壑而延情。……

王勃在初夏入蜀，晚秋畅游了武担山及其武担山寺，寄思古之幽情，写下了这篇文思绵远的序，对蜀中历史人物、山川景物、名胜古迹，浮想联翩，有言不尽意之感。唐人段文昌有《题五担寺西台诗》：“秋天入镜空，楼阁尽玲珑。水暗玉霞外，山明落照中。鸟行看渐远，松韵听难穷。今日登临意，多欢语笑同。”宋人陆游亦有“东台西台雪正晴”之句。

石镜在武担山西台院署雪轩中，又名蜀镜。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说：石镜“厚五寸，径五尺，莹澈可鉴。”唐代诗人杜甫《石镜》诗描绘石镜平坦圆滑。比之为月轮。薛涛诗比之为妆镜。此石半埋土中，外露部分，形圆光洁，古人误为石镜，加以传扬。经后人发掘，实际上是一长鼓形的大石。^[5]

与五担山有关的古迹还有五丁担，系两巨石。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是五丁担土之担。两石中，一在五担山，一在城北毗桥。武担石，据说早毁于公孙述时。毗桥石，据乐史说，北宋尚存。

（二）石笋

石笋初见于《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近人考证为开明时代蜀王墓上物，长三丈，重千钧。唐杜甫《石笋行》：“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食尽波涛痕。雨多往往的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惜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仍存。（自注云：高丈余）”五代时杜光庭《石笋记》谓“高丈余，围八九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也曾提到石笋：“成都石笋，其状与笋不类，乃累叠数石成之。”元费著《蜀名画记》中谓孟昶应荆南高氏（当为高从海或高保融）之请，命画师画双石笋相赠。元以后，石笋不见于记载。成都石笋街（今成都市老西门外）即古石笋所在地。

石笋为古蜀遗物。据学者考证，在蜀族势力所及的地区，均曾发现石笋。成都地区原本无石，巨石系由蜀族搬运而来。蜀族到处树立石笋，不辞辛苦，可能是一种图腾崇拜或原始礼俗。^[6]

（三）天涯石、地角石

据宋人朱秉器《漫记》谓，天涯石在“蜀城东隅，高二丈，厚仅半尺，瘗根土中，曳之皆摇摇可引，撼之则根不可穷。地角石在罗城内西北角，高三尺余，抵御王均攻城，为守城者所坏（当时之炮即发石机，毁石作炮弹），今不复存矣”。张世南《游宦纪闻》说：“在成都闻有天涯石、地角石。暇时及阅图书，乃知天涯石在中兴寺。又有天涯石，在大东门，对昭觉院，高六七尺，有庙，在市人汤家园。地角石旧有庙，在罗城西北角；王均之乱，为守城者所坏，今不存矣。”张世南所记，依据充分，考证精当。明代嘉靖《四川总志·古迹》和天启《成都府志·古迹》仅记有“天涯石”之名，均称在“府治东”（成都府署，在正府街）。此石今存于天涯石北街80号院内。(www.xing528.com)

（四）支机石

此石传说肇端于《博物志》，形成于唐代。故事说张骞奉命探求黄河源头，得见织女星。织女赠支机石与张骞，张骞则将支机石转赠于严君平。杜甫《有感》诗说：“乘槎断消息，无处觅张骞。”岑参《卜肆》诗说：“君平曾卖卜，卜肆著已久。至今杖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机石，还在人间否？”严君平得石根据何在？赵磷《因话录》说：“今成都严真观有一石，俗呼为支机石，皆目云，当时君平留之。”宋祁《成都》诗也写道：“云藏海客星间石”，自注说：“成都有一石，人传严君平所辨星石，今在严真观。”又一说否定严真观巨石为支机石，而认定昭陵垫尸床小石为支机石。朱秉器《漫记》说：“元丰末，有人以昭陵玉匣《兰亭》与支机石赍入京师……支机石方二寸，不圆，微剜……余在成都见西城石犀寺后严真观故址废圃墙隅有石，粗如沙砾，高六七尺许，围如柱础。蜀人相传为支机石，尤可笑也。”^[7]可见唐宋时期，成都所谓支机石有大小不同的二物。^[8]

（五）文翁石室与周公礼殿

西汉文翁所建学校，以石为屋，故后人称之为石室，又名玉堂。东汉灵帝中平间（184－189），学校失火焚毁，独存石室。献帝兴平元年（194），蜀郡太守高眹重修石室，并筑礼堂以祀周公，这是周公礼殿的肇始。公孙述据蜀时（25－26）立太学，东汉时恢复郡学，刘焉为益州牧时升郡学为州学，另建郡学于流江（今名锦江）南岸。于是成都有州、郡两学。钟会灭蜀时，用隶书在周公礼殿题字，颂扬文翁、高眹盛德，此字在南宋时犹存。

文翁石室和周公礼殿在隋、唐、五代、两宋时既是成都重要文化教育机关，又是重要名胜古迹。唐人卢照邻盛赞成都文翁石室为“岷山稷下亭”，就文翁石室历代以来始终作为成都文化、教育中心而言，的确起了“稷下学”的作用。北宋时，石室已是古柏森森，庭院俨然。苏轼《送家安国教授成都》诗说：“苍苔高眹室，古柏文翁庭。”

后蜀时，石室改称太学。周公礼殿为木质建筑，低檐方柱，柱上小下大，为汉代建筑款式（此殿至元代毁圮，后重建）。隋代以前，殿中供奉周公，至唐初改祀孔子，礼殿更名大成殿，有晋、唐壁画。后蜀又建石经室，自广政七年（944）至十四年（951）刻石千余块，共刻儒经十种，立于太学内。后人称这些石经为“广政石经”。

（六）司马相如宅与琴台

历代盛称之琴台，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居住之地，六朝至唐宋均为成都名胜，宋以后虽然荒芜不存，但其方位犹可寻觅。陈寿《益部耆旧传》说：“（相如）宅在少城中笮桥下百步许。”王褒《益州记》说：“司马相如宅在州笮桥北百步许。”李膺《益州记》说：“市桥西二百步得相如旧宅，今海安寺南有琴台故墟。”这足以证明，司马相如宅在市桥西、笮桥北，确切位置在今通惠门之东南，系金水河上金花桥一带。汉代成都城市狭小，相如故宅实处少城之外。此地在二江交汇处，北望城郭，南瞩村野，实有山林隐逸情趣。

司马相如故宅在唐宋时期成为著名古迹，市民览胜之所，不少文人墨客登临凭吊，激发思古幽情，抒写感人诗篇。杜甫《琴台》一诗中，“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等名句名闻遐迩。岑参《司马相如琴台》诗云：“相如琴台古，人去台亦空。台上寒萧条，至今多悲风。荒台汉时月，色与旧时同。”高適《同群公秋登琴台》诗云：“古迹使人感，琴台空寂寥。静然顾遗座，千载如昨朝。“宋祁《司马相如琴台》诗云：“故台千古恨，犹对旧家山。”田况《题琴台》诗云：“西汉文章世所知，相如闳丽冠当时。游人不赏凌云赋，只说琴台是旧基。”

（七）严君平与严真观

严君平，西汉临邛人，一说成都人、绵竹人。著名哲学家。本姓庄，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庄为严。成帝时，卜筮于成都、广汉，以此自养，劝人行善。他研究老庄哲学，著有《老子指归》等，今邛崃市有严君平墓，成都市有君平街。李膺《益州记》曰：“雁桥东有严君平卜处，土台高数丈。”祝穆《方舆胜览》云：“龟城水中出金雁，因谓之雁桥也。”《锦里耆旧传》云：“严君平宅，卜肆之井犹存，今为严真观。”《道教灵验记》曰：“成都卜肆，支机石，即海客携来，自天河所得，织女令问严君平者也。”唐宋时期，寻访严君平及其卜肆的诗人墨客仍然循迹而来。唐岑参《卜肆》诗：“君平曾卖卜，卜肆芜已久。至今杖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机石，还在人间否？”郑世翼《君平古诗》：“严平本高尚，远蹈古人风。卖卜成都市，流名大汉中。旧井改人世，寒泉久不通。”宋李光弼诗：“卜肆垂帘地，依然门径开。沉冥时已往，思慕客犹来。鸟啄虚檐坏，狐穿古井摧。空余支机石，岁岁长春苔。”历代凭吊不断，足见严君平的感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