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的州城，虽然仍是地区行政中枢，但城市的商业性、娱乐性日益增强，逐渐改变着城市的基本面貌，经济活动的突飞猛进、相应的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使行政职能也在发生变化。绝大部分州城都设立商税务，征收商税。在州城商业发展中，处于水陆交通枢纽位置的州城在这种变化中显得十分突出。
（一）梓州
宋代梓州仍是四川的大都会。太祖乾德三年（965）平蜀，并唐置剑南东西两川为西川路。真宗咸平四年（1001）分置梓州路，州治又是梓州路治所，“南控泸叙，西扼绵茂，江山形胜，水陆之冲，为剑外一都会，与成都相对。”唐代兴起的梓州药市，原为九月一日至八日而散，宋代则增加三日，到十一日而罢。熙宁十年梓州州城商税为5.5万贯，在四川州城的商税收入中，仅次于成都府路的商税收入。故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升梓州为潼川府路，领州十一、军二、县五十一。[4]梓州地当东西两川要道，水陆皆与中原、江南畅通无阻。
（二）遂州
地处川中涪江中游，平川沃野，人物富庶，盛产甘蔗和糖霜，是中国最早制作冰糖之地。上游龙州、绵州各县山区，均为药材产地，尤以附子、麦冬等，历代产销不衰；绵州更以生丝和丝织品绫、锦等成为远近畅销商品，遂州也自然成为中转口岸。宋人范成大记游诗《遂宁府始见平川，喜成短歌》：
今朝平远见城郭，云是东川军府雄。
原田坦若看掌上，沙路净如行镜中。
芋区粟垄润含雨，楮林竹径凉生风。
将士欢呼马蹄快，康庄直与锦里通。
范成大时任四川制置使，写了不少关心民瘼的田园诗。此次视察遂宁府，将所见农村经济情况融入笔端，可以看到遂宁乡间垦殖、农作物栽种情况，与成都锦里相似。熙宁十年，遂州的商税额达4.8万贯，因其商业发达，北宋和南宋时期，梓州（潼川府）路转运司曾一度设治所于此，主办一路财政事宜。徽宗政和五年（1115）亦由州升为遂宁府。[5]
（三）果州
地处嘉陵江岸，当水陆往来之冲，盛产柑橘、绢帛，每年供应河东、泸南绫绢数十万匹。故“其民喜商贾而怠穑事”。唐武德四年（621）分隆州的南充、相如二县置果州。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南充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又改果州。[6]其政治地位虽亚于潼川府和遂宁府，经济地位则是“士民所聚则过之”，“繁盛冠东川”，“蜀人唤作小成都”（《舆地纪胜》）。熙宁十年，果州城商税额为3.2万贯，已发展成川北的商业中心。
（四）嘉州
嘉州是岷江进入长江的交汇口岸，宋代成为长江水上贸易的重要城镇。岷江是成都通往长江中下游荆襄、江淮等商贸城市的交通干线，沿江彭山、眉山、嘉定成为重要枢纽城市，下行的蜀麻、茶叶、药材等商品，上行的吴盐、海货。
（五）利州(www.xing528.com)
地处四川北部交通孔道。陆路北达关陕，南过剑门而入两川，水路沿嘉陵江下行至阆州果州而达夔峡，上行而到兴州、凤州，实为舟车咽喉之地。虽然土地贫瘠，城郭矮小低下，居室简陋，但是仍然发展成剑外一大都会，商业贸易相当发达。利州道上，“岁贡纲运，使命商贾，昼夜相继，庐舍骈接，犬豕纵横，虎豹群盗，悉皆屏迹。”熙宁十年利州城商税额4.3万贯，仅次于成都、梓州、遂州，居四川商税收入第四位。商税的数额，反映了当地商品的销售量，因为商税是按商品的价值或数量来征税的。所以宋代人称利州“为小益，对成都之为大益也”。这足见利州在宋代四川城市中地位的重要。[7]
（六）渝州
随着宋代蜀、巴水上贸易的快速增长，以渝州为代表的巴渝沿江城市比前代有了更大发展。这是长江上游和中下游贸易快速发展促进巴渝经济发展，包括农业的进步、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活跃、人口的增加等几个方面造成的结果。
渝州地处长江、嘉陵江汇合处，“二江之商贩，舟楫旁午”。巴蜀城市运往东京汴梁（开封）、江淮和东南临安的货物或官物，都由长江干流或嘉陵江经渝州等沿江城市东下，“商贾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知几”，渝州已成为四川东部的交通枢纽和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合州是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之处，农副业都相当发达，又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已发展成为嘉陵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成为商业性城市。北宋早期，在昌州三县各场镇设有38个税务，熙宁十年（1077），因税额过少，省并后仅在县城置务。这表明除县所在之场镇外，其余场镇商业贸易仍然是初步的。有些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地区，场镇市场很少；甚至还有个别空白地区。[8]
【注释】
[1]李敬洵：《四川通史》第3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7页。
[2]谢元鲁：《秦汉到隋唐四川盆地经济区的能量与信息交换》，卢华语等主编：《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李敬洵：《四川通史》第3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258－261页。
[4]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5]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0页。
[6]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241页。
[7]参见贾大全：《四川通史》第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31页。
[8]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8－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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