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地位变迁及发展历程

（一）蜀亡后，成都恢复西川首府地位

北宋于乾德三年（965）灭后蜀以后，成都作为前后蜀国都的地位不存在了，恢复其西川路、益州、成都府的治所。北宋王朝采取了三项措施，以削弱地方实力：

一是将后蜀皇帝孟昶和后蜀大小官员及其家族全部押送京师。史书记载，乾德三年（965）孟昶与太后、妃嫔及其眷属由成都乘船东下，国人沿途哭送，直到犍为才分手。同年五月孟昶暴卒于开封，终年47岁。孟昶死后，太后李氏不哭，以酒酹地说：“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为？”（《十国春秋》）于是，不食而死。

二是鉴于宋兵平蜀后，纵兵劫掠蜀民财物、子女，激起蜀地兵民反抗，北宋朝廷下令将投降蜀兵尽数调遣开封，使蜀地不再有抵抗能力。

三是将蜀中府库财物全部发运开封，《皇宋通览长编纪事本末·李顺之变》载：“其重货铜布，即载自三峡而下，储于江陵，调发舟船，转运京师；轻货纹縠，即自京师至两川设传置，发卒负担，每四十卒所荷为一纲，号为‘日进’。”通过水陆并举，日夜不停地搬运，也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将后蜀府库财物全部搬运到开封。

此外，北宋还铸造大面值铁钱换取蜀民手中的铜钱，损害了蜀民的利益。北宋朝廷对四川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镇压与掠夺，在一段时期对四川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抑制了巴蜀城市的正常发展。(www.xing528.com)

（二）成都与国内市场的联系

宋代成都是西南西北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和蜀锦、绢帛、麻布、茶叶、药材、纸张、书籍、粮食贸易的最大集散地，而且交通发达，具有发展商业的深厚物质基础。《宋史·樊知古传》：“蜀中富饶，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蜀中和全国各地巨商大贾都集中于成都，大批采购这些商品，运销全国各地。熙宁十年（1077），成都府的商税额达17万贯，仅略低于杭州的商税额，占全国第二位。这都表明，在全国兴盛的宋代城市行列中，成都仍不失为全国重要的商业都会之一。

宋代成都更是十分繁华的西南商贸大都会。李良臣描述说：“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万景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衢；层楼复阁，荡摩于半空。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市。黄沙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夕，颠迷醉昏。”（《钤辖厅东园记》）成都城市建筑雄伟、壮丽，层楼复阁，万景云错；街道上，商店鳞次，百货山积，珍奇间错，布列街市；人群熙熙攘攘，高车驷马，络绎不绝；弦索夜声，入耳笙歌，一派繁华景象。宋祁《成都》诗说：“此时全盛超西汉，还有渊云抒颂无。”

宋代节令性集市，无论是商品数量、规模，还是集市间隔时间、参加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唐代。如周去非《钦州博易地》记载，宋代以后，依然是“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从而把东南亚地区出产的香药等物输入四川。此外，还有城南麻市和万里桥边的鱼市。在商品交换较为发达的成都平原地区，每年有各种贸易集会。宋人袁辉在《通惠桥记》中描述他所在成都郊区乡村商贸活跃情况说：“益（州城）之南，简（阳）之西，陵（州城）之北，吾乡在焉。冲三州之会，民间仅千室，而商贾（车）轮、（马）蹄，往来憧憧，不减大郡。”

宋代成都还把唐末五代兴起的游赏习俗发展为游艺兼商业贸易的定期聚会。据《岁华纪丽谱》记载：“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此书所列一岁之中的游赏活动，已经多达二十五次以上。有的宴游聚会还常常延续几天之久。如上元节“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游赏之日，“车服鲜华，倡优鼓吹”，来自外地的技艺人员参与庆祝活动，“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全城“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十分热闹。游赏活动招揽了一大批承办官物的商人和小商小贩前来从事商业贸易，仅仅游宴收的榷酤之利就达成千上万贯之多。实际上，已是最早的观光博览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