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沿江城市关系：成都城市史

隋唐五代两宋时期，除蜀地中心城市成都而外，梓州、渝州、夔州、阆州、利州、果州等沿江城市也成为新兴城市。四川各州治所在的城市，大多在岷江、沱江、嘉陵江、渠江流域，水上交通发达。这些区域性城市亦有专门划定的商业区，也有坊、市之别。城市内部都被划分为若干个坊区。每个坊区的周围都筑有墙垣或篱栅，只有通街的地方开设坊门，以便出入。规模稍小的城市商业区，基本上是按同类商品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的原则，把“市”划分为若干个“行”，每一个“行”内，既有被称作“肆”的同业店铺，也有许多临时的摊点。和坊区一样，市的周围也筑有墙垣或篱栅，四面开门，以便出入。白天开市交易，晚上闭市。这种带有行政干预性质的坊市制度，限制着城市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唐以后，随着城市商业的繁荣，以及中央集权控制力的衰弱，坊市制度逐渐趋于弛废。

设在这些城市的市，如果只有一处，通常就以城市的名称作为市名，例如利州市；如果有几处，就在市的前面加上方位词，或称东市、西市，或称南市、北市。在这些称作“市”的商业区内，设有固定的店铺，通常叫作“肆”，例如卖豚之肆。入唐以后，同业店肆都集中在一个街区，这个街区就叫“行”，例如成都有金银行，新都县有蓝靛行。唐代法令规定：“诸市每肆立标，题行名。”所以有时候也把“行”称之为“市”，例如成都的米市、马市、炭市、酒市、鱼市、花市，实际上都是同类商品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的“行”。在这些行市之内，既有固定的店铺，也有临时的摊点。由于四川各城市之间的商业状况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市”的构成也不尽同。

然而，四川城市商业的发展极不平衡。在一些繁华的商业都会，不仅“市”内店铺鳞次栉比，每天开店营业，而且在中唐以后，还逐渐突破了坊市制度的限制，出现了夜市，商业活动也从市区扩大到坊区。据《华阳国志·巴志》，地处嘉陵江中游的阆州，“居蜀汉之半，当东道要冲”，是四川盆地中部的交通枢纽，又是富有“牛马桑蚕”之饶，商业亦称兴盛。特别是在中晚唐，阆州的盐业和纺织业发展很快，“丝盐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贾”，城市商业更加繁荣。涪江流域的梓州，长江干流的渝州、泸州、夔州，嘉陵江流域的利州、果州，发展最为迅速。

（一）梓州

梓州城位于四川盆地中部的丘陵地区，王象之《舆地纪胜》言：“壤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农业相当落后。但是这里却有盐井、铜山之富，交通也比较方便，“左带潼水，右挟中江，邻居水陆之要”。唐代中期以前，剑阁道有一条路自昭化分路沿嘉陵江到阆中、南部，再西经盐亭、梓州、德阳到成都。这就为梓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2]唐肃宗时，分西蜀为东、西川，梓州为东川节度使治所，管辖十邑，政治地位与西川节度使治所成都相等。于是梓州成为剑南东川的政治中心和最大的消费城市；加之盐铁管榷政策的施行，使得梓州成为四川最重要的井盐和铜的集散中心，这就使得梓州的城市地位迅速上升。唐代后期，这里又首先形成全国性的药材交易市场，《四川记》云：“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号元子，大中十三年（859）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元龙池中，货其所赍之药，川俗因谓之药市，选明而散”。四川本是中国著名的药材产地，据唐《新修本草》记载，药材品种的大约1／3，四川地区均有出产。同时，由于对外贸易发达，各种外来药材也大量贩运入川，其中梓州又是一个重要的集散中心，唐末五代的梓州人李珣，专门写了一部《海药本草》，用以介绍这些外来药材。梓州交通方便，商业发达，又是王昌遇成仙的地方，在祭祀这位仙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年一度的“药市”，这和成都“蚕市”的兴起，颇有类似之处。这里也是重要的蜀麻纺织品产地，玄宗天宝年间，远在西北地区的交河郡市场上就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和“维州布”出售，唐中期以后，茶叶兴起，蜀茶便逐渐取代蜀麻的地位，成为四川主要的外销产品。

（二）阆州

阆州地处嘉陵江中游，“居蜀汉之半，当东道要冲”，古巴国发祥地。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国志》载：“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汉代以来，已显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由于阆中与梓州处于同一通道上，在日益兴盛的水陆贸易的刺激下，当地盐业和丝织业也获得快速发展，“丝盐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贾”（《思政堂记》）。因此繁荣起来，“在西南为佳都，不减成都”（《蜀中广记》）。(www.xing528.com)

（三）渝州

由于地处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地势险旷，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古巴国的江州和隋唐五代时期的渝州城主要作为军事重镇而兴筑起来，“左挟右带，控驭便捷”，用以控驭广大川东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巴渝地区因自然地理条件比川西平原差，“盛夏无水，土气毒热，如炉炭燔灼。山水皆有瘴而水气尤毒”（《吴船录》），其经济发展落后于川西平原和嘉陵江中游地区。随着唐代长江上游城市贸易的发展，处在两江交汇的渝州日趋繁荣。如曹学佺《蜀中广记》言：“独渝为大州，水土和易，商农会通，赋税争讼，甲于旁近，毋以僻远鄙夷其民。”

（四）利州

隋唐五代时期，蜀道重镇葭萌由县升为利州，利州地处秦蜀通道要津，从关中入蜀的陈仓、褒斜、傥骆、子午等四条通道都会集于利州，然后翻越巴山进入四川盆地。而且利州又处嘉陵江上游，通过水路与阆州、果州、渝州均有商业贸易交流。因此，利州成为巴蜀地区十分繁荣的水路交通枢纽城市，王象之《與地纪胜》载：“舟航日上下，车马不稍闲；近邑凑商贾，远峰白云烟”语。

（五）夔州

夔州与渝州同处长江交通要津。王象之《與地纪胜》载：“峡中之郡，夔为大……城之左五里，得盐泉十四，居民煮而利焉。商贾之种，鱼盐之利，蜀都之奇货，南国之金锡而杂聚焉。”杜甫在夔州作诗描述一位外域商人：“估客胡商泪满襟”夔州是四川与荆吴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利走西方，吴蜀之货，咸萃于此”，加之盛产井盐，造船业发达，自晋以来又一直是川东地区的军事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