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最早的纸币：诞生于交子

交子出现在北宋初期，确切的年代已不可考。现存有关交子铺户的文献说明，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由益州知府（即成都府）张詠整顿交子发行事宜，决定由16家富民经营交子铺。天禧末年（1021），成都知府寇瑊曾劝诱交子户王昌懿等关闭交子铺。这些事实说明：交子发行于成都地区，其经营方式，似乎是由政府督促富民办理，后又由政府收回发行权，由官方办理发行。

交子铺户最初发行纸币主要是用于经营存放款业务，替商贾保管现金。当时成都商业繁荣，各地商贾携带巨额现金云集成都，购买成都商品，商人为了安全和解除运负现金（铜、铁钱）的劳苦，迫切希望有本地商家代管现金。于是铺户适应这种要求产生出来。铺户“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故称“交子铺户”。商贾提取现钱时，每贯付铺户30文为息，每张交子的金额，依照存放者交付现金数额临时填写。这种交子实际上是活期存单和现金支票。

由于交子铺户资金雄厚，又多系本地商家，威信索著；加之他们所使用的交子，印有木屋人物，亲笔押字，各隐其题号，朱墨间错，难于作伪；再者，交子讲求信用，随取随付，因而使最初只是现金凭证的交子，逐步当作具有货币职能的支付手段，在商品市场上使用流通。于是交子开始向纸币转化。

交子铺户在拥有大量存户和为数颇多的现金以后，存款数大大超过交付数，他们只需动用全部现金中的少部分，就可以支付日常取款者的现金数额，因此，他们很自然地考虑到大部分闲置现金的用途。精明强悍的交子铺户，开始暗中取出部分闲置现金，“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赚取更多的利润。

交子铺户发现，即使他们手里现金少于他们的交子发行量，只要他们手中有一定数额的铁钱硬币作为保证金，应付少数兑换者的需要，无须任何存款，也可以发行一定数额的交子。每张交子代表的现金数则由铺户预先印制，不再填写。交子投入市场，作为现金支付手段。这样，交子完成了向货币的转化过程，交子成了实在的纸币，交子铺户“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市场头寸吃紧时，“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李攸在《宋朝事实》一书中，对成都铺户采用这种信用券方式进入民间商贸市场，以及与官府进行金融合作的事例作了如实记述：

始，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

这段文字对交子最初行市的情况，它在日益繁荣的商业交易中所起重要作用。“豪民”即富裕的商家，十多家这样的商家连环作保，发行市场信用券，每年为官府的夏秋季粮食出入交易、人工支出，为糜枣堰岁修工程垫付人夫工价合采购物料货款，都用交子支付。铺户填写现金不限数额。收入现钱，便支付交子，交子远近行用。交易数量常达百贯，甚至万贯。倘若要将交子兑换成现钱，每贯只需30文手续费。显然，交子在成都市场发挥着有效的金融作用。

但是，由于交子铺户唯利是图，贪得无厌，他们滥发交子购买田宅，或移作他用，交子无法兑现，不断激起事端，引起诉讼，交子声誉大坏。宋政府于天圣元年（1023）设置益州交子务，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官府，由交子务主持交子发行。自天圣二年（1024）二月正式发行交子，大观元年（1107）改交子为钱引，宝祐三年（1254）改钱引为银会。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任监官，掌典10人，贴书69人，印匠8人，雕匠6人，铸匠6人，杂役12人，熙宁间，又“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其印制过程非常严格。交子面额主要为五贯、十贯两种。发行亦颇有比例，80%为十贯，20%为五贯。交子钱引分界发行，每界3年，以新换旧，实际上是两足岁一换。从天圣元年（1023）到嘉定三年（1210）共181年，共造94界钱引，到嘉定九年（1216）改为“十年一界”，总共发行103界。以后又续有发行，直至宋亡。由于宋政府积贫积弱，财政不断发生危机，因此，滥发纸币，引起交子（钱引）贬值事屡有发生。南宋末，宋政府为支撑已经崩溃的财政局面，大肆发行空头钱引（银会），终于彻底败坏了这种纸币的信誉。(www.xing528.com)

交子（钱引、银会）作为金属货币的替代物，是宋代成都地区商业和与全国各地大宗贸易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在商品市场上执行钱币职能，使商品流通进一步活跃，有益于社会发展和方便人民生活。但是，宋政府采用滥发纸币的办法，榨取商民膏血，却使纸币的货币职能走向反面，成为过早夭折的历史悲剧。

【注释】

[1]［日］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载《人文月刊》八卷4、5、6期。

[2]冯汉镛：《唐代时期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文史》第14辑，1982年。

[3]陈丽琼：《试谈四川古代瓷器的发展及其工艺》，四川史学会：《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

[4]范行准：《李珣及其〈海药本草〉的研究》，《广东中医》1958年三卷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