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与长江为主导的成都水路贸易

隋、唐、五代、两宋时期成都与外省的水路贸易，主要是以岷江、沱江为依托，长江为主导的水上交通贸易航道。这条贸易路线，以成都地区为起点，以长江中下游各地区为贸易辐射区，形成较为广泛的通商贸易关系。成都物产丰富，其商品通过长江运道，顺流而下，与各地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新唐书·陈子昂传》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之宝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江浙等省，又以成都急需商品溯江而上，满足了成都地区的需求。卢纶《送何召下第后归蜀》中“水程通海货，地利杂吴风”，就是对这种贸易关系的生动描述。当时，蜀商为扩大贸易范围，已通过上层关系，结交皇室。据《旧唐书·韦安石传》，武周时，武后“尝于内殿赐宴，（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于前博戏。安石疏奏曰：‘蜀商等贱类，不合预登此筵’，因顾左右令逐出之。”由此足见蜀商已经攀附权贵，还试图接近女皇。

根据唐宋时期的记载，巫峡、黔南、荆州、襄阳、金陵、广州等地，均有商人远至成都贸易。唐会昌五年（845）记载，位于长江岸边的云安，成为成都与东南地区货物汇聚地，“商贾之踪，鱼盐之利，蜀都之奇货，南国之金锡而杂聚焉”。唐咸通中（860－874），巫峡商人尔朱，“每岁贾于荆益”；唐代黔南采药者黄万祐“每二三十年，一出成都卖药”；唐代荆襄商船贾于蜀；金陵商人西上贸易，入蜀经商；广州商人段工曹因作估客，时寄锦官城。前后蜀时，西川卫前将军李思益参与下江商人贸易，与“江货场勾当”。蜀国东邻南平，“西通于蜀，利其供军财货”。《益州名画录》卷中《张玄传》载：杜敬安鹤面佛像，“蜀偏霸时，江、吴商贾入蜀，多请其画，将归本道。”“蜀广政初，荆、湖商贾入蜀，竞请（阮）惟德画川样美人卷簇，将归本道，以为奇物。”唐末五代时，成都市场广销香药或称海药，当时李珣著有《海药本草》，记其详，据时人辑录该书今存的124种海药，绝大部分是从欧亚各国输入的。它输入成都的多种路线中，经岭南、南汉、楚、南平入川，必然借助长江水路西上。^[4](www.xing528.com)

两宋时，成都通往东南各地区的水上贸易更为发达。成都等地区输送中央政府的财帛，主要通过长江运道，再由湖北转运开封。据《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等载，“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自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吏纲运送京师。”成都与东南各地的大宗商品贸易，亦畅行于长江水道，往来船舶极多，自成都“顺流而下，委输之利，通西蜀之宝货，传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挂则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里，为富国之资，助经邦之略”（《新修江渎庙记》）。由于水上贸易的空前兴盛，沿江要津，发展为商业繁荣的城市。夔州地处长江要隘，东西水上贸易必经口岸，当时成为川东交通和贸易中心；渝州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二江之商贩，舟楫旁午”（《舆地纪胜》），得以迅速发展：泸州是沱江与长江汇合处，成为“商贾辐辏，五方杂处”的重镇；嘉州地处岷江隘口，当荆蜀渝泸要道，是成都与东南地区水路贸易的集结地之一，商业、造船业因之兴旺。宋代成都茶叶、蜀锦、布帛、药材、各种土产，都有商人经水路运往全国各地。一些豪商巨贾，或与官府勾结，利用官船押运货物，以私冒公，“影带布帛”，或绕道“私路”，借以偷漏税收，牟取暴利。宋代，由商而官，弃官经商，或亦官亦商、官商合一的现象比较普遍，南宋中期，成都“士大夫之贪黩者。为之巨艘西下，船舻相衔，捆载客货，安然如山”。他们还利用官僚的免税特权，出售名分、索取商人重金，影庇商人。商人聚集夔门打听某官出蜀日期，“争为奔趋”，官僚得以“要索重价，一舟所获，几数千缗。经由场务，曲为复护免税，怀刺纳谒，恳嘱干饶。”由于这种偷税之风盛行，致使“沿江场务，所至萧条，较之往年所收，十不及四五。”豪商大贾和官僚则在这种相互勾结利用中互惠互利，大发其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