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干道,隋、唐、五代、两宋时期称为“北路”,是当时成都与相继作为京都的长安、洛阳、汴梁等城市进行政治和经济联系的主要通道;封建王朝发生政治危机时,栈道又成为封建王朝的命脉线。“玄宗幸蜀时,兵心不固,会成都贡春彩十余万匹,至扶风”,玄宗用以赏赐士卒,安定军心。同时,川陕干道也是成都与中原和西北地区进行通商贸易的重要交通线。据冯汉镛先生考证:香药仙茅生西域,从武城(今甘肃武山县),取道成州(今甘肃成县)或阶州(今甘肃武都县)运来成都。珍珠、蛤蚧从西域入玉门、阳关,南至大积石山,顺岷江河谷进入成都。[2]北宋以前,四川井盐系大口浅井采卤,生产力低,所产食盐不能满足众多四川人口需要,除有东南海盐运销四川外,从川陕干道运入的西北池盐,也是成都与陕甘等省重要贸易之一。唐王朝曾明令河中两池盐入川贸易,以弥补川盐供应的不足。蜀商亦贩运大量川货北上贸易,“蜀民为商者,行及太原,北上五台山。”蜀商宋霸子与张易之等,在武则天面前赌博作戏,说明蜀商已在京都长安有一定影响。
五代时,地方政权割据一方,成都与中原交通陷于困难。黄休复《茅亭客话》记,由于行旅稀少,“商旅聚徒而行,屡有遭博噬者”。两宋时期,川陕干道再次成为成都与外省贸易的陆路枢纽。川陕道上,“岁贡纲运,使命商旅,昼夜相继”,沿途“庐舍骈接,犬豕纵横,虎豹群盗,悉皆屏迹”。北路交通贸易的恢复,给川陕干道带来了蓬勃生机。经北宋政府多次对蜀道北段进行维修,路途比过去易行得多。蜀道南段成都至凤州大驿路,已改为“自金牛入青阳驿至兴州”,经凤州而达凤翔,北宋以后,这条路成为成都与西北贸易和官府纲运的重要交通线。
唐宋时期,成都经川陕北路与西北地区贸易的主要商品有茶叶、蜀锦、瓷器、布帛、药材、蜀纸、蜀书等,如茶叶对北路的销数很大,崔致远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出用北路商茶税利作为军费。“况旧谓西川富强,皆因北路商旅,託其茶叶,瞻彼军储。”西北池盐唐代大量输川,直至北宋初,成都食盐奇缺,阶文州青白盐、解州池盐等还输川贸易,“端拱元年(988)七月,西川食盐不足,许商贩阶文州青白盐,峡路井盐、永康军崖盐,勿收算。”唐宋成都瓷器,由于质地优异,已作为宝货输往外省,唐代邛窑所产三彩人物水澄,为西域少妇形象。这显然是适应蜀瓷远销西北以及中亚而特意设计的。前蜀时,王建报后梁信物,就有成都青羊宫生产的秘色青瓷碗。[3](www.xing528.com)
其他成都商品自北路出川贸易亦有不少事例,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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