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唐代商品市场扩大

在唐代以前，成都的“市”只有一处，位于城西的少城内，通常称为成都市。入唐以后，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市”的设置逐渐增多。玄宗天宝年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创置南市，德宗贞元年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又在万里桥以南创置新南市，“发掘坟墓，开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万户，廛阓楼阁，连属宏丽，为一时之盛”（《云笈七签》）；肃宗以后，在大圣慈寺附近又形成东市；原来位于少城内的成都市，则改称为西市。南市、东市、西市，就是唐代成都著名的“三市”。僖宗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又创置新北市。于是有了东市、南市、北市、西市。^[1]

（一）城市日用商品交易

在繁华的都市里，必有酒市。据唐人韦庄诗“酒市连逋客”和《伤灼灼诗》自注，灼灼“殂落于成都酒市中”，说明成都有酒市。李珣《南乡子》词所说，“鱼市散，渡船稀”，可知成都还有鱼市。又据肖遘《成都诗》：“月晓已开花市早，江平偏见竹簰多。”可见成都每日清晨有专门的花木交易市场。这种经常性花市，与每年二月定期举行的花市是不同的，一是每日必有的早市，二是还要出售各种农副产品和生活日用品。在繁华的城市市场上，金银器皿、蜀锦、蜀麻、井盐、铁农具、蜀马、各种兵器、服装都在这里销售。同时，从东南沿海和西北地区贩运来的吴盐、香药、海货和各种奇珍异宝，也都在成都的商业区内集散。成都的市场上还有奴隶买卖。此外，唐代成都城市市场绫锦交易，盐麻交易，银钱交易，都是十分畅旺的。由于商业的繁盛，除白天的商品交易外，又出现了热闹的夜市，所谓“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宝书斋彻五更。”（《方舆胜览》）反映了成都夜市商品交易盛况，交易货品繁多，买卖兴隆，夜市彻夜达旦。

在唐代成都城市市场中，商品交易情况十分兴盛。以药材交易为例：中草药材除在定期药市交易外，还有在城中沿街贩卖的摊贩。《太平广记》等文献记载说：“唐则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药壶，于城中卖药。”此外，还有外地药贩居住旅店，长期在城市卖草药。“余始游成都，止于逆旅，与卖药李山人相熟。”有江湖医生，在市内卖药、以武术刀枪招引顾客，《玉溪编事》说：“（前蜀王宗寿）见市内有一弄刀枪卖药。”药学家李珣之兄李璘则在城内开设“香药铺”，设固定药店卖药。酒的交易也特别活跃，大宗交易在酒市进行，属批发性质。小宗零售酒店遍布全城，当时市内酒店以富春坊为最多。署名费著《成都游宴记》谓玄宗至蜀，曾饮酒于富春坊，城外则以万里桥为酒肆集中处。张籍《成都曲》说：“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当时郊区的“柳条酒肆”，就是著名的乡区酒家。对当时城市繁华盛况，唐诗中有不少诗篇作了生动描述。杜甫《成都府》说：“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说：“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马戴《送人入蜀》说：“别离杨柳陌，迢递蜀门行。君听清猿后，应多白发生。虹霓侵栈道，风雨杂江声。过尽愁人处，烟花是锦城。”商业大都会得到诗人们众口一词的肯定和推崇。

（二）地方特产贸易市场

地方特产交易期是定期专业性市场。成都不仅有繁华的商业区，而且还有各种定期举行的习俗性集市。据北宋赵抃《成都古今记》载，唐代成都的定期市场，是各种专业性商品的集中销售期，主要定期市场有：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等。这种定期市场虽说主要见于宋人记载，但在宋人引述唐人的著作中，有不少反映。因此，成都专业性定期市场，开始于唐代应是没有疑义的。

其中蚕市、药市和七宝市最为著名。蜀人养蚕缫丝的历史十分悠久，但唐人陈溪依据他的见闻，说蚕市的形成在蜀汉时期。从成都举行蚕市的地点和时间看，蚕市的兴起和四川道教有关。传说农历三月三，张伯子在成都城北的学射山得道升天，隋代在学射山上兴建至真观。唐高宗时期，至真观道士王晖又“好为人相蚕种，逆知丰损”。其后，至真观道士多以预卜田蚕灾祥为事，遂使乞求田蚕的风气越来越兴盛。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载：“每岁至是日，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诣仙观，祈乞田蚕。”关于蚕市的最早可靠记载，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则是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撰有《蚕市记》一文。宪宗元和年间，唐诗中已提到了蚕市：“蚕市初开处处春，九衢明艳起香尘。”这是有关成都蚕市的最早吟咏。自此以后，有关蚕市的记载才逐渐多起来。《资治通鉴》记载：(www.xing528.com)

成都城中鬻花果、蚕器于一所，号蚕市；鬻香、药于一所，号药市；鬻器用者号七宝市。

在唐代，成都举行蚕市的地点是在城北学射山上的至真观，时间是每年的农历三月三。到了唐末五代，在乾元观、龙兴观、严真观也都举行蚕市，时间仍然是每年的“春三月”。成都官民也利用这个机会，游宴观光，竞奢斗侈。这种因宗教信仰和游宴行乐而形成的集会，为商业活动提供了理想的场所，随着商品交换的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集市。蚕市上出售的货物，主要是蚕器、农具和“花木果药什物”等农副土特产品。

川药市的出现，似乎与道教有关，成都城南药市玉局观是道教二十四化之一，又名玉局化，据说是老子在此为张道陵演正一之法。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载，每年的九月九在这里举办药市，道士、方家云集。每年这天，从清晨开始，“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士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药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据说在药市上“吸药气”，可以治病，所以在举行药市的时候，士庶云集，争相参与，可见其气氛之热烈。

“七宝市”是成都“冬月鬻器用”的集市。七宝本是佛教用语，所指乃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珊瑚等宝货，引申其义，凡是以各种珍宝装饰的器物，也多以七宝为名。四川素以出产奇珍异宝而著称于世，故陈子昂说：“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因此，“蜀都之奇货”，多以七宝为名，如七宝楼、七宝栏干、七宝钟、七宝辇，等等。由此看来，成都最初的“七宝市”，很可能就是奇珍异宝、锦绮珍玩和其他高级手工业制品的贸易集市，以后逐渐扩大到包括一般手工业制品的买卖，所以被称为是出售各种器用的集市。

（三）城郊草市的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成都除城市商业繁荣外，城郊草市的兴起，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草市是城乡间非正规市场，其形成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均为地区商品流通的产物，如唐昌县建德草市，介于唐昌与郫县间，“东西绵远，不啻两舍，虽有村落，僻在荒塘……遂使行役者野食而泉饮，贸易者星往而烛归，攘敛公行，投告无所，沟深雨涨，古陌桥摧，跬步难逾，艰苦宁述”。草市设立后，改变了过去的闭塞状况，在开市之日，“商旅杂货，至者数万，珍纤之玩悉有，受用之具毕陈。”咸通十年（869），该市已成聚邑，陈溪《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并天王院等记》：“百货咸集，蠢类莫遗。旗亭旅舍，翼张鳞次，榆杨相接，桑麻渐繁。”迄今有文献可证的唐代成都城郊草市有：东门外草市，灌县青城山草市，彭州建德草市，这仅是存留于记载的个别草市，当时成都草市数量实远不止此。唐代草市交易商品主要是当地土特产品和日用生活资料，以成都平原西部的蒙顶山麓遂斯安草市为例：当地盛产蒙顶茶，“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视厚利。不数十年，遂斯安草市岁出茶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这个草市岁销茶计竟达成千上万斤，足见草市在城乡流通领域地位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