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蜀中酿酒业的发展及其知名度

（一）唐宋蜀中酒类

唐李肇著《唐国史补》卷下记载：“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四方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唐代各州郡出产如此丰富的名酒，其中“剑南之烧春”就是唐代的剑南道所属的汉州绵竹县生产的。青城山出产的“青城乳酒”，杜甫在《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坛》诗中云：“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此外还有郫县出产的“郫筒酒”，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诗云：“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沽。”宋代诗人范成大说：“郫筒，截大竹长二尺，以下留一节为底，刻其外为花纹，上有盖，以铁为梁，或朱或黑，或不漆，大率挈酒竹筒耳。”唐代的戎州（今宜宾），出产“重碧”酒，杜甫《宴戎州杨使君东楼》诗有“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句。梓州射洪县也出好酒，杜甫《野望》诗云：“射洪春酒寒仍绿，目极伤神谁为携？”蜀中美酒知名度很高，被李唐王室列为贡酒。《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剑南道》载：“成都府蜀郡，赤。至德二载曰南京，为府，上元元年罢京。土贡……生春酒。”又《新唐书》卷七《德宗纪》大历十四年闰五月载：“剑南贡生春酒。”《旧唐书》卷一二《德宗本纪》上记载，德宗即位，诏令停罢诸州岁贡，其中就有“剑南岁贡春酒十斛，罢之”。按大小斛折中计算，十斛为200至600公斤。^[25]

唐代蜀酒如此，处在严厉禁搉制度下的宋代蜀中酿酒业，其发展状况如何？如同上节对井盐业生产和销售进行的探讨一样，这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宋代的酒同盐一样，生产和销售完全由官府控制。官府对酿酒的曲料控制极严，民间不得从事酒曲制造和私卖，由官府统一造曲售卖，即“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宋史·食货志》）。巴蜀地区亦是严格遵循这一规定，酒曲官造官卖。“开宝二年九月诏：西川诸州卖曲价高，可以十分中减放二分”。到太平兴国中，“官置酒酤”，并提高曲价。太平兴国七年（982）八月，“依旧造曲市与民，其益州岁增曲钱六万贯并除之”（《宋会要辑稿·食货》）。

这里必须说明，官府出售的酒曲并非人人能买。在明令实行酒类禁榷制度的发达地区，只有持有官府特许经营执照的酒户才能买曲酿酒；能够自由买曲酿酒的，仅限于夔州路那样的贫瘠地区。

（二）从宋代榷酒举措看蜀中酿酒业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酒类消费的增加，宋代酒类已列入专卖品，官府设置酒务，管理酒的酿制、销售和课税收入。从宋代巴蜀地区酒务设置和酒课收入，可以看出当时酿酒业的发展状况：人口最多、经济最富庶的成都府路酿酒业最为发达，熙宁十年（1077）前有酒务165务，占四路总数的40%；酒课129万余贯，占四路酒课收入的59%。熙宁十年成都府路有酒务157务，占四路总数的45%；酒课13万余贯，占四路酒课总数的56%。其次是梓州路，熙宁十年前有酒务121务，占四路酒务总数的29%；酒课59万余贯，占四路酒课总数的27%。熙宁十年梓州路有酒务118务，占四路酒务总数的33%；酒课7万余贯，占四路酒课总数的29%。居第三位的是利州路，熙宁十年前有酒务124务，占四川酒务总数的30%；酒课30万余贯，占四路酒课总数的14%。熙宁十年利州路有酒务75务，占四路酒务总数的21%；酒课3万余贯，占四路酒课总数的15%。居末位的是经济发展滞后的夔州路，熙宁十年前有酒务7务，占四路酒务总数的2%；酒课5000贯，占四路酒课总数的0.2%。^[26]因为榷酒收入过于微薄，熙宁十年官府明令废除夔州路酒类专卖，不立课额，让利于民。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中间曾恢复榷额，但岁入太少，不再实行专卖。这说明，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酿酒业的兴衰。经济发达的成都地区，酿酒业兴盛；经济落后的夔州路，酿酒业也缺少发展动力。虽然夔州路酿酒业总体落后，也不排除地处长江要津的夔州周遭酿造的粟酒成为一枝独秀。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九首》诗中说：“云安酒浓曲米贱，家家扶得醉人回。”

仅从宋代文献统计中，即可看到巴蜀地区酿酒业名列诸路前茅。熙宁十年前，诸路共设酒务1839务，巴蜀地区有酒务417务，占总数的23%；熙宁十年前诸路酒课1506万余贯，巴蜀地区酒课220万余贯，占榷课总数的15%。南宋时期，巴蜀地区酒课收入已占诸路总收入的28%－49%，可见巴蜀酿酒业之发达。

（三）唐宋蜀酒文化

唐宋时期，巴蜀的酿酒业出现了创新，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酒肆、酒家多，因此形成特有的文化景观。张籍《成都曲》云：“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孙光宪曾说：“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涤器之风也。”雍陶则为成都烧酒陶醉，不愿离开蜀中：“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北梦琐言》）唐代成都士人陈会自言：“家以当炉为业。”^[27]南宋时陆游在成都写下了《楼上醉歌》：

我游四方不得意，阳狂施药成都市。

大瓢满贮随所求，聊为疲民起憔悴。

瓢空夜静上高楼，买酒卷帘邀月醉。

醉中拂剑光射月，往往悲歌独流涕。

大慈寺春日宴集，诗人王觌豪兴大发：“旋邀座上逍遥客，同醉花前潋滟杯。”这都证明，酿酒、卖酒、饮酒的人多，已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二是唐代蜀中以美酒闻名，唐诗中产生了许多赞叹蜀中美酒的诗句，杜甫《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杜甫《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诗：“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鸣鞭走送怜渔父，洗盏开尝对马军。”白居易诗：“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闻琥珀香。”李商隐《杜工部蜀中离席》：“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韩偓《意绪》：“脸粉难匀蜀酒浓（一作红），口脂易印吴绫薄。”卓英英《锦城春望》：“漫把诗情访奇景，艳花浓酒属闲人。”岑参《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成都春酒香，且用俸钱沽。”许多旅蜀游子贪恋蜀中美酒，乐而忘返。方干的《蜀中》诗写道：“游子去游多不归，春风酒味胜余时^[28]。”宋人范成大也是成都著名酤客，其诗直抒胸臆，“我来但醉春碧酒”。

三是唐代巴蜀名酒品牌多，文化意境浓。经学者勾稽、爬梳，见诸文献记载的名酒就有：“剑南之烧春”、“云安曲米春”、“汉州鹅黄酒”、郫县“郫筒酒”、戎州“重碧”酒、“射洪春酒”、“青城乳酒”、“春碧酒”、“荔枝绿”，不可不谓名酒之乡^[29]；还有传统“五加皮酒”、云安“巴乡酒”^[30]。宋代嘉州还出现了“东岩酒”。苏轼《送张嘉州》诗云：“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笑谈万事真何有，一时付与东岩酒。”诗人陆游《蜀酒歌》：“十年流落狂不除，遍走人间寻酒垆。”他熟知“汉州鹅黄鸾雏凤”“眉州玻璃天马驹”，当“青丝玉瓶到处酤，鹅黄玻璃一滴无”时，他失望之极，表现出诗人追求尽善尽美的豪情。

【注释】

[1]以上蜀、巴地区户口统计，均见李世平先生《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109页。

[2]粟品孝等：《成都通史》卷四，《五代（前后蜀）两宋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3页。

[3]参见西禾：《成都历代城市人口的变迁》，《成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2期。

[4]《氏族谱》题名费著撰，但据《东洋史研究》第36卷第3期森田宪司《成都氏族谱小考》一文证实，此谱应为南宋庆元时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袁说友主持编写。

[5]参见谢元鲁：《唐五代移民入蜀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79－85页。

[6]据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36页统计：唐代兴修的各种水利工程，见于记载的有254项，成都即占17%。(www.xing528.com)

[7]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8]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9]唐开元七年订：稻三石折米一石四斗，比率为46.7%。

[10]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11]谢元鲁：《宋代成都经济特点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55－63页。

[12]贾大泉：《四川通史》卷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17页。

[13]杨伟力：《前蜀后蜀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页。

[14]贾大泉：《四川通史》第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222页。

[15]谢元鲁校译：《笺纸谱》，《巴蜀丛书》第一辑，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57页。

[16]贾大泉：《四川通史》卷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305页。

[17]贾大泉：《四川通史》卷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9－310页。

[18]（北宋）文同：《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丹渊集》卷三四，《四库全书》本。

[19]（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三三《鬻算之失》云：“所谓扑买者，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然后听其自行取税，以为偿也。”

[20]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编：《四川文物志》上册，巴蜀书社2005年版。

[21]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1978年。

[22]陈丽琼：《试谈四川古代瓷器的发展及工艺》，见四川省史学会编：《史学论文集》，第208－228页。

[23]《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试掘》，《考古》1965年第8期。

[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耀州窑》，第49页。

[25]参见江玉祥：《唐代剑南春酒史实考》，见四川省民俗学会、剑南春集团公司编：《四川酒文化与社会经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143页。

[26]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卷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版，第293页。

[27]黎虎：《唐代的酒肆及其经营方式》，《浙江学刊》1998年第3期。

[28]“余”为农历四月的别称，此时成都春草萋萋、繁花似锦。

[29]参阅江玉祥：《唐代剑南春酒史实考》，见四川省民俗学会、剑南春集团公司编：《四川酒文化与社会经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24－131、175页。

[30]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卷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