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区远自东汉晚期就有了瓷器生产，新津县、大邑县、成都、郫县、灌县、邛崃市、金堂县、双流县，均曾发现东汉至南北朝瓷器和窑址。[20]
（一）隋唐前后蜀瓷器
隋代成都瓷器生产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在成都青羊宫、灌县金马窑、邛崃市固驿窑、双流县牧马山窑发掘的瓷器中，虽仍以单色青瓷为主，但却有灰白釉下饰黑色纹饰的瓷器。这类瓷器，多为敛口钵，其上饰以釉下黑色联珠纹，这种釉纹的出现，实为唐瓷使用的釉下彩的先河。
唐代和五代时期，成都瓷器有了很大发展。著名诗人杜甫在《于韦处士乞大邑瓷碗》中赞美大邑县瓷器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于此可见，成都唐瓷之妙。成都瓷窑主要分布于大邑、邛崃、灌县、郫县。具有代表性的是邛窑。邛窑瓷器胎质坚硬，色呈灰白，其釉色种类繁多，具有深浅，浓淡不同的青、黄、绿、蓝、紫、褐、灰、白等20余种，造型多样，凡生活日用器皿，如罐、壶、碗、钵、杯、盘、碟、盏等，无所不有；工艺品和玩具花色品种齐全，造型美观，有砚、水澄、笔洗、狮、龙、虎、猴、狗、牛、羊、龟、豚、象、兔、鸡、鸭、鱼、铃响等。小型陈设品和玩具，采用手捏、范印或雕塑等方法制成；雕塑以人物雕塑最为出色，形象逼真，情趣多样。其中，三彩器由褐、绿、蓝三色彩斑，构图和纹饰精美别致。一件三彩人物水澄，为一体态丰腴、深目高鼻少妇，身穿折领短袖衫，怀抱一角杯，颇似唐代胡人，反映了蜀瓷造型艺术中的外来文化影响。生活用器皿中，凡碗、盘、杯等由隋代的小平足改为圆圈足，中唐以后，又改为太平足，稍后则为玉璧底。壶、罐耳系由圆环耳或桥形耳改为复式系。壶流有八绫短流、管状短流两种。壶身略呈圆柱形，盘式已有花瓣形，造型稳重大方。灌县玉堂窑青瓷，经分析化验烧成温度为1240±20℃，与越窑相同，其胎釉质次于越窑，而与江苏宜兴窑相近。[21]在窑具上，邛窑已独创匣钵装烧，在大量出土匣钵碎片中，一残片刻有铭文“贞元六年润”（790）。晚唐成都瓷窑，又特创三角形圆孔垫，灌县玉堂窑三角形圆孔垫上，刻有“咸通十年”（859）铭文，这些圆孔垫根据不同需要做成大小不等的锯齿形。
五代时期，成都制瓷技艺仍有提高。蜀王建向后梁贡寿的金棱碗极为精美，据文献记载：“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抢青瓷之响。”这种秘色青瓷碗，沿边还镶嵌金银。重庆博物馆藏品中有秘色青瓷碗，从工艺特色看，应是成都青羊宫烧制。当时蜀瓷形制亦有变化，壶多长流、弯柄，器身呈椭圆形，器足多方圈足。郫县大坟包窑出土两件盘口长颈带把执壶把柄上，印有“郑家造”三字楷书，可见当时已有民窑的出现。(www.xing528.com)
（二）宋代蜀瓷
两宋蜀瓷在生产规模、制造工艺、瓷器质量方面都超过前代。成都地区瓷器已分为青白两系。青瓷以邛崃十方堂、灌县玉堂窑、成都硫璃厂、金堂金锁桥窑为代表。以成都硫璃厂窑为例：该窑产品既有陶器，又有瓷器，品种繁多，有瓷塑、砚、炉、瓶、碗、盘、碟、灯、杯、壶、盆、罐、钵，还有各种建筑构件和明器。釉色分单色，多色两类；单色釉基本色调有青、黄、赭三种，每色又依深浅、浓淡而小有区别。青色有青白、粉青、虾青，黄色有米黄、橘黄，赭色有深棕、酱色等。多色釉为绿、黄、褐三色配制，绘制的牡丹、菊花纹，具有唐三彩的效果。一般纹饰常以青釉地或赭色、橘黄地绘绿、白色花枝、鱼纹、水藻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瓷碗碗底大多留有标记。一类如：○○○、◇◇◇、＊、卍、＃、★、玉、席、太、九、吉、利、五、旺、吴等；另一类如：王造、窦造、范造、易造等。两类标记可能分别代表商标和制造者，这是社会商品经济繁荣，以生产和销售瓷器为目的的民窑产品的特征。[22]
白瓷以彭县思文、瓷峰窑和灌县玉堂窑为代表。其中瓷峰窑遗存丰富，是研究宋代成都白瓷生产的宝贵资料。瓷峰窑生产规模特别大，在100平方米窑址内，发现了南北长8.32米，东西宽5.76米的马蹄形窑炉，比五代定州马蹄形窑炉大约1／2[23]，同时发现了直径70厘米的拉坯石质辘轳，研磨釉药石磨、石臼、铁杵以及各种大小不等的匣钵。更为重要的发现是，测试炉温“火表”（又称照子）瓷片的出土。过去学术界认为，测温“火表”首先使用于南宋晚期（13世纪）耀州窑。[24]北宋早期（10世纪），瓷峰窑“火表”的发现，将我国发明瓷窑测温技术的时间，提前了200年左右。瓷峰窑出土瓷器，均胎质薄腻，釉色莹润，上满釉，釉下饰白色化妆土，釉白带牙黄。造型端巧，棱角足，线条挺拔，美观秀丽，纹饰生动。花纹有绘花、刻花、印花三种。绘花简朴，以洁白瓷浆，钩六条平分线于器内壁，表示六出花瓣。刻花内容广泛，大多花鸟虫鱼，生活气息浓厚，刀法豪放生动，富有艺术性。印花秀丽工整，布局谨严，疏密有致，表现出诗情画意。其装烧工艺亦具独创性，主要方法是口沿悬空叠烧或复烧，器件间采用支托、瓷石珠或石英砂粒作介质，避免粘连。因此瓷器口沿皆有釉，这是与其他窑装烧工艺的主要区别。其种类有碗、杯、盘、盒、香炉、奁、钵、瓶等，这是宋代成都瓷器生产创造性产物。
以上手工业仅是隋、唐、五代、两宋成都手工业的一部分，其他制糖、酿酒、乐器、矿冶等尚不在内。上述手工业已充分表明，这一时期成都地区手工业已相当发展，生产规模很大，技艺进步，产品产量和质量均有相当大的提高。在经营方面，民营手工业数量增多，产品也优于官营手工业。总之，成都手工业生产在向社会化和商品化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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