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成都已出现雕版印书业，中和三年（公元849年），柳玭任官成都时，“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成都雕版书籍不仅销售全国各地，而且远输日本，如日人所藏西川印子刻本《唐韵》五卷、《玉篇》30卷等。唐末五代时，大批知识分子避难于蜀，成都印书业出现盛况，雕刻了大批历史文化典籍，诸如佛经、经、史、子、集等大批书籍。毋昭裔居后蜀相位后，组织人雕刻《文选》《初学记》《白民六帖》等书，雇工雕版；同时还开学馆，雕《九经》诸史，蜀中学风大振。
宋代四川经济发展超过唐代，印书业也呈现久盛不衰的局面。由于读书人多，书籍需求量大，因而官刻、私刻作坊遍布全川。官刻书籍，均设校勘、监雕、印造之职，并颁之官学，供士子阅读。私刻称坊刻，后蜀相毋昭裔子孙、成都辛氏、临邛韩醇、李叔仅、蒲江魏了翁均为成都地区著名刻书家；广都费氏进修堂，裴宅，西蜀崔氏书舍，都是著名刻印作坊，而以成都为刻印中心。宋代官刻图书，以《大藏经》《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四部巨著规模最大，影响深远。而四川刻印了除《文苑英华》以外的3部。以刻印《大唐经》（又简称《开宝藏》）为例：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敕令益州雕刻《大藏经》，共5048卷。刻板130000块，历时13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03）竣工，运往开封印刷；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佛经总集。这部佛经巨典，先后被赠送西夏、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对亚洲雕版印刷和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坊刻本亦重质量，专门设置校正、录正、印行等职，分工负责。为昭信用，书本卷首、卷尾还注明印行作坊名称。由于坊刻本较多，竞争激烈，为保护版权，还报官批，禁止翻刻。因此，即使是私坊家刻书籍，也保持了较高质量，在国内外享有声誉，被称为“蜀本”“宋版”。其特点是：字体端庄，精校精刻，墨优纸好。如广都费氏刻印的大字本《资治通鉴》294卷，世称龙爪本；传之今日的宋蜀刻《春秋经传集雕》，字大如钱，墨光如漆，清香沁鼻，均为学者赞美。总之，蜀版书被后世视为珍宝，称为最善本。[17](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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