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后期，由于隋炀帝的暴政，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随之而爆发的隋末农民大起义和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更使广大中原和江淮地区都化为战场。《隋书·食货志》载：“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关中疠疫，炎旱伤稼。”蜀中情况却相反，“隋末剑南独无寇盗，属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资治通鉴》）。同时，由于中原和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破坏，出现了大饥荒，蜀中丰富的粮食供应更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唐高祖李渊在夺取关中后就曾说：“比年寇盗，郡县饥荒，百姓逃亡，十不存一，货易妻子，奔波道路。”（《册府元龟》）这些逃亡的人有许多是到了蜀中，仅以当时僧人来说，就因“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如有名的玄奘法师，即于隋末唐初由关中入蜀。道因法师也在这时“避地三蜀，居于成都多宝之寺”。武德二年（619）长安缺粮，“运剑南之米，以实京师”（《册府元龟》）。于是，益州粮多，易于存活，成为关中人民的向往之地。但凡关中遭遇灾荒，都有大批饥民，包括中产之家，到益州谋食。高適在肃宗时曾上疏说：“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储，皆求于蜀人。”（《请罢东川节度使》）入蜀者中还有不少文人雅士，高宗时登进士第的绵州人陈该，“其先自颍川迁蜀”。陈该的祖辈入蜀，应是在隋唐之际。
移民入蜀的第二个高峰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由于关中地区是战乱的中心地带，“连岁戎旅，天下凋瘵，京师近甸，烦苦尤重，比屋流散……京畿户口耗减太半”（《减京畿官员制》）。除了唐玄宗率领一批文武官员和兵士避难到成都外，在这一时期入蜀的关中人口也有许多。杜甫即因关中饥荒而弃官携家入蜀，仅杜甫沿途所见，就有“二十一家同入蜀”。携带家人入蜀者，不仅是官吏士族，也有许多普通百姓。杜甫后虽出蜀往荆湘，但其子宗文、宗武仍留于蜀中。“其后族属繁衍，遂为郡大姓”。入蜀避乱的文人画家还很多，据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唐末有名的蜀中画家杜齯龟，“其先本秦人，避禄山之乱，遂居蜀焉”。玄宗时长安的名画家卢楞枷，“明皇帝驻跸（成都）之日，自汴入蜀，嘉名高誉，播诸蜀川，当代名流，咸伏其妙”。
安史之乱和后来的河北藩镇叛乱使关中一带又化为战场。因此，中原人士移居蜀中的浪潮，一直持续到德宗时期。《宋史·石扬休传》说，石氏本居长安，“其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将军，明于历数，尝召家人谓曰：‘天下将有变，而蜀为最安处。’乃去依其亲眉州刺史李滈，遂为眉州人”。其时因避朱泚之乱入蜀的人也不少，如眉州家氏，其先祖在“唐德宗时，有为职方员外郎者，从乘舆幸山南，因入蜀游青衣访故人，路眉，爱乐风土，遂居眉山”（《净德集》）。居于普州的李洞，本为“雍州人，时洞避朱泚之难入蜀，师事贾岛为师”（《舆地纪胜》）。又如简州何遐，“随侍父世英为平泉主簿，尝平朱泚之乱……其子孙因家于平泉”（《方舆胜览》）。平泉在剑南道的简州，也是较为富庶安定之地。
安史之乱后引起的移民入蜀，在德宗后，随着中原和关中政局的相对稳定而进入低潮。但至黄巢大起义的爆发和起义军的夺取长安，使唐僖宗和一大批朝廷文武官员再次避难成都，随之而来的藩镇混战，带来了一次唐五代时期规模最大的移民入蜀浪潮。仅根据北宋吕陶《净德集》收录所写31位人士的墓志铭及行状中，其中15家的祖先是由外地迁蜀的，入蜀家族的数量占据总数的一半。其中，唐中叶入蜀的4家，唐末9家，五代时2家。南宋庆元元年编成的《氏族谱》[4]中，共记载隋唐、五代、两宋时期迁居入蜀的士族共45家，其中唐末五代时入蜀的就共有28家，占总数的2／3。在入蜀氏族中，隋末唐初入蜀的3家，安史之乱后中唐时期入蜀的5家，唐末五代时期入蜀的18家，北宋时期入蜀的1家。虽然这里统计所根据的资料极不完整，但从中也能看出入蜀移民的大致动向。这次移民浪潮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左右，直到后蜀建立后，方才逐渐平息。
在这一时期中，随同唐僖宗入蜀避难的唐朝官吏和文士是相当多的。宋代成都王氏家族，“自言唐相石泉公方庆之后，世家京兆渭南。祖贲，广明中从僖宗入蜀，遂为成都人”（《宋史·王著传》）。据《氏族传》，广都郭氏家族，“自叙系出子仪，子仪六世孙甫为御史中丞，从僖宗幸蜀”。成都的宋氏，“唐季有任崇文馆校书郎讳玘者，随僖宗西幸，因家成都”。蜀州的常宥原居长安，“扈卫僖宗入蜀”，成都的刘氏，其入蜀始祖为唐僖宗时御史刘再思，“从僖宗入蜀，自蜀还长安，留其子孟温居成都”（《十国春秋》）。新繁彭氏，“唐中宗时为太常，六世孙敬先，尝以左拾遗随僖宗入蜀，家于普州”，后又由普州迁往新繁。由此可见，在随唐僖宗入蜀的官吏和士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中原大乱，疮痍未复，而不再还乡，或把子女留在蜀中，子孙遂为蜀人。
许多画家也在这时纷纷入蜀。李畋《益州名画录序》说，蜀中“自唐二帝播越及诸侯作镇之秋，是时画艺之杰者，游从而来，故其标格楷模，无处不有。”像唐末五代的著名画家孙位，原为“东越人也，僖宗皇帝车驾在蜀，自京入蜀，号会稽山人”。京兆人吕尧“自京随僖宗皇帝车驾至蜀”。又如善画花木草虫的滕昌祐，“先本吴人，随僖宗入蜀，以文学从事”。僖宗以后仍然有许多中原画家继续移居蜀中，如五代时的名画家赵德玄、赵忠义、刁光胤等，都是在昭宗时由长安避乱入蜀的。《益州名画录》中记载唐五代的蜀中画家共58人，其中由外地移居蜀中者就有21人。而在这21人中，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时期入蜀的有10人，唐末五代入蜀的有11人。
僖宗以后，唐朝已至覆亡边缘，中原、关中地区再一次化为藩镇争战之地。迁徙入蜀的移民更是日渐增多。《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说：“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人士多欲依（王）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其僭号，所用多唐名臣世族。”如《新唐史·严遵美传》，当时“唐四方馆主王鄑尚书，自西京乱离，挈家入蜀”。宦官严遵美，曾任右军容使，“后从昭宗迁凤翔，求致仕，隐青城山，年八十余卒”。据吴任臣《十国春秋》，唐末名诗人韦庄，在王建割据四川时奉昭宗之命“宣谕西川，遂留蜀，与冯涓并掌书记”。张格“世为河间人，唐左仆射濬之次子也，唐末由荆江上峡入成都，高祖擢为翰林学士”。在《十国春秋》的前蜀列传中，共列有除后妃外的175人的传记，其中在唐末五代时入蜀的有106人，约占总数的3／5；在后蜀列传中，共载有除后妃外的136人的传记，其中由外地入蜀的人士有58人，占总数的2／5。(www.xing528.com)
除了官吏文士外，其他各种人也纷纷入蜀。唐末五代有名的诗僧贯休，“本婺州兰溪人也……王氏建国时，来居蜀中龙华之精舍”（《太平广记》）。甚至于也有许多外国僧人，在“伪蜀王先主未开国前，西域僧至蜀，蜀人瞻敬，如见释迦”（《北梦琐言逸文》）。又有“瓦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国人也，天复年初入蜀，伪永泰军节度使鹿虔扆舍碧鸡坊宅为禅院居之”（《茅亭客话》）。还有道士，“王蜀先主时，有道士李暠，亦唐之宗室，生于徐州，而游于三蜀”（《北梦琐言》）。入蜀的还有许多是普通的百姓。曾任前蜀武信军节度使的姜志，其父姜春为马夫，亦入蜀。孟知祥建立后蜀时，其“将士多中原人，盖后唐遣之戍蜀，为孟知祥所留也”（《资治通鉴》）。
除了上述三次移民入蜀的高峰外，还有一些移民是在平时因其他原因而入蜀的。在《氏族谱》所载的28家入蜀士族中，在平时入蜀的有6家，约占总数的1／5。如宋代居于丹棱和华阳的李氏，其始祖为“唐胄也，太宗十四子，少即曹王，五子，少即武卫大将军偲。武后擅政，偲入蜀，来眉丹棱伏民间”。南宋有名的史学家丹棱人李焘，即是这一支“唐宗室曹王之后也”。宋代蜀中大文学家苏洵、苏轼和苏辙，其始祖是因贬官于蜀而留居的。苏洵《苏氏族谱》说：“唐神龙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唐代大诗人李白，“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宋代成都的宇文氏，原籍河南，“其以史学传自唐谏议大夫藉，藉子从礼为渠州司马，因家于蜀，后徙成都”。临邛常氏，“其先居长安，自唐季有为唐安掾者，子孙因家焉，至高祖某则又徙临邛，曾祖某，祖某遂为邛大姓”（《净德集》）。由此可知，在唐五代时，这种因逃避政治迫害或在蜀做官而后定居蜀中的现象，也是很普遍的。[5]
（二）入蜀中原移民与原住民的关系
由于蜀地的富庶和较少战乱，以及在地理位置上靠近王朝心脏地区关中，每当中原和关中一带发生动乱的时候，总是有许多移民进入蜀中。隋末和残唐五代时期分别再现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移民中有的是暂时居留，但更多的人则在蜀地定居下来，对蜀中的人口状况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移民在蜀地的生存状态，又反过来对唐五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不同来源的宋人资料所作的粗略统计，可以看出，唐五代时期向蜀中移民，主要发生在隋末唐初，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时期，残唐五代时期。其中以残唐五代时期移民比例最高。当时中原、关中地区化为藩镇争战之地，迁徙入蜀的移民更是日渐增多。移民蜀中是因为中原战乱，而蜀地的富饶又促使这些家族定居下来。可见，蜀地确实是包容和善待各类移民的乐土。
中原衣冠士族入蜀后，受到前、后蜀政权的优待和重用。史书记载说：“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人士多欲依（王）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其僭号，所用多唐名臣世族。”（《新五代史·前蜀世家》）蜀地原有的土著势力，在前、后蜀时期也成为外来军事统治势力的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北宋吕陶说：“伏缘成都府四境之土，相距皆百二三十里之远，昔为十县，县之主户各二三万家，而客户数倍焉。”（《净德集》）吕陶为成都人，宋神宗时历任蜀州、彭州、邛州、梓州等地知州，其有关西川土著记载应是十分翔实的。他所记成都府户口，虽是北宋前期的情况，但与相距不远的五代时期也差不多。世家大族与贫民百姓的关系堪称融洽，“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赖衣食贷借，仰以为生。”（《安阳集》）峡路诸州，大户势力更加雄厚，“巴、庸民以财力相君，每户人家役属至数千户。小户岁输租庸，亦甚以为便。”这种方式确立后，“皆相承租数世”（《宋会要辑稿·刑法》）。夔州“自来多兼并之家，至有数万客户者”（《宋会要辑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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